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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哲學家，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漢學家，因為我們承認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是哲學。如果談到文字、版本等問題，應該承認漢學家們具有權威，但是一談到形上實在論（metaphysical realism）或超越（transcendence）等問題，他們就完全不知所云，他們根本不知道柏拉圖與懷特海有什么區別。其實，漢學家們在字詞的翻譯上也有不少問題，例如他們將“天”譯作大寫的Heaven，這往往引起西方讀者的誤解；又如將“義”譯作righteousness，那是《圣經》中的用語，其本義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動”（obey the will of God），常人一輩子也不會用這個詞。所以，我將“義”譯作appropriateness，也就是“適宜”的意思，“義者宜也”。

 

一、“歸納概括”在比較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

 

一些漢學家認為，我們不可把中國歷史和文化弄在一起搞歸納概括。金鵬程 （Paul Goldin）說：如果有一種對中國有效的歸納概括的話，那就是中國是概括歸納不了的。中華文明干脆就是太大、太復雜、太古老了，根本就沒有什么能對它施以歸納概括的確鑿基準。

詮釋工作應有的自我意識，是不要去有意地扭曲中國哲學傳統和它的過程宇宙觀；而是要恪守它的基本前提。正如每一代人都對早期思想家采取選擇繼承，重新按照它自已需要的樣子，塑造他們，每一代人也是按照自己需要，對世界哲學經典進行重新建構。我們也一樣，都是逃不脫具體時間、空間的人。

過去一百多年間，一些優秀的中華文化詮釋者一直在為閱讀中國經典建構一個闡釋視域而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建立這個闡釋視域的第一步，是澄清那些文化預設推定想法，我們常把這些預設想法帶到對中國經典的閱讀中去；然后是闡明那些不同尋常中國宇宙觀想法，講述它們如何構成與西方哲學敘事的反差特點與不同。最近一些年，一些嚴肅學術發表出來，提出：人們致力于尋找永遠的不完美，但往往又是對同一些人的一般判斷加以論證，這有什么價值？

普鳴以一流中國文化詮釋者為一組，說他們屬于“進化論類型”，其中包括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馮友蘭、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以及現在的，羅哲海（Heiner Roetz）。根據普鳴的看法，這組學者的共同特點是將一種普世理性視作“黃金標準”，然后對照著它，來衡量中國文化的發展程度。最后這些詮釋者分成兩派，一派聲稱中國的文化發展也顯示出是經過從原始理性到理性的階段轉變；另一派則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普鳴認為，雅斯貝爾斯是這個進化論組中影響最大的代表人物，因為他提出，“超越”理念的出現創造出一個意識的普世形式。在《歷史之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s and Goal of History）一書，他論述“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提出在“軸心時代”人類才第一次體會了“自我深處的絕對性與超越的理性”。一些哲學家擁護這一文化見解，將它視作普世性歷史。他們聲稱，不同傳統中間是有一個普遍意識出現的，而不是各自生成的思想構成它們的獨特性。確實，當看到雅斯貝爾斯認為，無論歷史“源起”還是歷史“目的”全是先驗決定的，令人奇怪的是，雅氏這一論點，在什么意義上能算是具有“進化”意義的論點？“進化”指的是開放、綿延不斷與偶然性的演變過程，其中貫穿著基因漂流，新生物的自發呈現，創生不可預料性的混合形體。而雅斯貝爾斯論述的不是這個，而是一種普世性歷史觀教義；講的是通過一種必然性不可避免的趨同程序，一個意識的普世形式升起。這才是我們所熟悉的目的論必然性，驅動歷史意念化。其實，要是我，我會把這組理性主義者的概想稱為一種“文化本質主義”。

如果要想理解中國那種整體性的宇宙觀，不能忘掉的是那種非同一般的、永遠變化著的思維方式。另外，這組人還主張，這個生生不已的中國宇宙觀展示的世界是自然主義的、自動生成的，自我賦義的世界，而不是必需依賴一種外在形而上學原則，作為它單向的秩序源頭。

      

二、比較文化研究離不開“類比法”

 

拋棄“我們思維都是差不多的”這種想法（作為開始正面地對待儒學的第一步），是一種盡量努力，做到“以這一傳統自己的視角對待該傳統”，是想辦法給它一個恰當闡述，敘述它自己是如何演變的。但是如上述所說那樣，文化簡化主義是長期成為向西方學術界引進儒學的障礙，那么我們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說，跨文化解讀確實是如所定義的“合作性”（collaborative）、“共生性”（symbiotic）、“演變性”（transformative）的，那么怎樣做才算是“按照儒學自己的視角對待儒學傳統”呢？

亞歷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在他《論人》一書中問道：“如不從我們所知出發，如何推理？”把這個問題引進到現在的討論中來，我們可能會同意：我們只能通過“我們到底知道什么”來知道什么是我們不知道的。這就意味著，跨文化理解必須以類比開始，每一傳統必須在它自己文化資源中找到一套詞匯，這套詞匯能使這一傳統重申，用總有點不完美的方式，什么是該傳統的哲學和文化資源，這也使它更好理解自己。我們不能對其他文化采取直接拿來主義，而是必須類比地對待的。

           

三、注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

 

科技對世界之無法抵擋的滲透，加上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無情入侵，加劇了其他文化在西方文化一統天下的主張面前日益喪失底盤的危險。在西方學術界連對這些文化差異是否存在也似乎沒有一致看法，根本不在意這些文化差異是否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

除了需要比較準確地敘述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種種差異之外，非常基本的一點是，要對這些差異的潛在實用主義益處作出分析。中國文化有其鮮明的典章制度與社會組織模式。我們西方人會沾沾自喜地覺得，是我們發現了通往文化的唯一之路。但是，光是中國文化的存在就對這一信條提出了挑戰。認識到這一點，可以讓我們避免因自鳴得意而造成的過長時間的文化停滯狀況。

 

四、宇宙觀、歷史敘述差別

 

    針對宇宙變化的進行過程，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事物和它與周圍不斷變化的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這種“事件”（而不是物質）本體論導致了過程及變化相對于形式和狀態的重要性。這一強調過程的宇宙觀將人類的生命旅程置于一種不斷興起的、充滿各種可能的宇宙秩序中來理解；其中，形式本身則意味著生命的節奏或者韻律。顯然，這一充滿活力的強調過程的宇宙觀同古希臘本體論和形而上學傳統形成了鮮明對照，后者以先驗的、不變的第一原理產生宇宙秩序作為其立論的依據。這一事實使人們有必要具備某種認識，即一些在西方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成分可能對中國人的意識現實是不相干的。特別是，西方的中國解說者們應當盡力避免把建立在狹隘基礎之上的種種經濟或政治教義強加于人。這類教義外面罩著一件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外衣。

【選自：《豁然：一多不分》  編著：卞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