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個突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是當今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作為一個東方大國堅定走自己的路，對道路充滿自信的重大理論問題。鑒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今天呈現的社會現實以及今天世界格局的中國地位而言，重新理解與闡釋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能走上中國化道路，認識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具有極其重大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必然與歷史契機
如果對基本歷史知識有所了解，而且持有客觀的人民性觀點，應該不難認識到，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致生根開花，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屬于文化、政治、歷史的內在必然性起的決定作用。簡言之，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政治訴求，符合中國傳統對人事、天事的認識。政治訴求，即對一場歷史上多次改朝換代那樣的社會大革命，對重振中華的需求；對人事、天事的認識，即傳統民族精神、文化思想深層次的天道萬物觀、人生觀、道德觀、辯證觀、崇尚觀。而內含于其中可稱為主脈與核心的，是人民性，或曰民本觀。民本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正道；重振中華，就是“大道廢、有仁義”，霹靂治亂，使人間重歸正道。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幾個必然邏輯問題，當不應忽略；其一是，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本是西方思想傳統主流的異軍突起，它是馬克思主義走上中國化之路的內在原因；其二，在數不清的西方思潮一古腦涌入中國的歷史背景下，中國人百里挑一，接納了馬克思主義。這次歷史性選擇，也是自然、必然性的選擇，它反映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思想的天然聯系；其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遇到的是自然選擇，而不是被強勢政治力量刻意引進并強加于社會與民眾的；它一開始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個人介紹馬克思主義，之后其整個中國化過程都結合著革命的實踐，出現摧枯拉朽，形成自下而上、由弱到強的磅礴氣勢，最后成功地上升為整個民族的現代意識形態。這一過程皆反映必然性所起的作用。
更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比較中西哲學手段是必須的。是在這一比較視野中，人們可意識到，西方不是鐵板一塊的思想體系，必須一分為二；西方的不少思想不太可能與中國天人之道的思想溝通。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最能與中國對話的部分，有其確鑿原因。馬克思主義關鍵地在三點根本脫離西方主流：一是作為無神論，脫離主流的超絕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體論；二是申明世界一切事物皆是互相聯系；三是承認自然宇宙的本質是變化；此三點與西方主流思想范疇相悖，卻容易與中國對話。因為，由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啟始，直到啟蒙運動確立個人自由主義傳統，為西方思想主流的，是奠基于：1）形而上學的超絕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體論；2）宇宙間一切皆為形而上學質相的個體性、互不聯系、二元對立。出于對這樣主流“異軍突起”，馬克思學說將“人”視為社會性，因而具有鮮明人民性，造成容易與中國對話的政治原因。在中華文化方面，“民本觀”作為現代中華思想“人民性”的傳統根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具有鮮明人民性的中國現代思想，其根本源自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與中國“民本”觀的合拍。
有理由說，中國近現代革命政治訴求，伴隨一個歷史契機，在馬克思主義那里獲得滿足；同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相結合。這個“供求關系”歷史大幕是：一方面，西方私人資本力量的世界性進犯（全球化）形勢，另一方面是中國的革命向西方尋找“先進思想”；除去數不清的其他西方思想，中國人恰逢其時地遇到對歐洲本身風起云涌工人運動釋放影響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次中國與歐洲聯系在一起的歷史契機，其中的政治目標緊緊契合為一體：馬克思主義“人民性”與中國天人之道“民本觀”的相合。現代中國，民本觀作為人民性，即鮮明地站在人民大眾立場或角度對社會提出變革要求。在歐洲推動、指導工人運動的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與民本觀共鳴；二者之聯系的自然性，是深厚的。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思想文化的天然聯系
如上所述，西方思想傳統自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到啟蒙運動確立的個人自由主義基于：
1）形而上學的超絕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體論；
2）宇宙間一切皆為形而上學質相的個體性、互不聯系、二元對立。這在比較中西哲學闡釋視域，可概括為一個術語，即“一多二元”；“一”是指形而上學的超絕造物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主宰下“宇宙間的一切（含人）”；“多”是以形而上學的質相個體性、互不聯系、二元對立為存在形式；另外還表示：無論“一”與“多”之間，還是“多”彼此之間，關系都是單向線性、二元對立的。
與“一多二元”相對而言，中國的天道萬物觀可概括為“一多不分”。中國自然宇宙觀沒有西方形而上學的超絕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一”，也沒有西方形而上學質相的個體性、互不聯系、二元對立的“多”。“一多不分”的“一”，是相系不分致使的一切事物呈現“渾然而一”；“多”是指內在互系、呈現渾然而一狀態的事物多樣性。所謂“一多不分”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與“多”互為必要依存條件。
在“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之間，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徹底否定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體論，申明一切皆是互相聯系，宣稱變化為自然宇宙的本質，恰是從“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的思想形態，所以可稱為“異軍突起”，所以演變為西方的最能與中國對話的部分。
馬克思主義的走向“一多不分”，與中國思想傳統就有了天然聯系性。天然聯系性致使馬克思主義有了實現中國化潛在性，而后與中國天道萬物觀結合為現代新思想意識形式。言“天然聯系”，是區別于非天然、非聯系，是就其源自人類經驗而非形而上學抽象概想而言。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天道萬物觀，都是出自人的經驗對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認識，都不是出自上帝造物（或唯一絕對真理）前提的假設。說二者“天然聯系”，除去說二者都產生于人經驗，都不含任何人為假設染指，這樣的經驗是天然的、自然的，同時也是說，由經驗所產生出的，都是“人是互相聯系的”認識。這點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層次的精神相通之處；二者因此而可溝通、可融通乃至結合。反之，如果認為存在一個絕對造物神（或唯一絕對真理），把一切（包括人）視為“孤立個體、互不聯系的”，那是假設的，非天然的，是從外于自然、以概想強加于人經驗的，相悖于天然的。所以，“天然聯系”是兩點，一是經驗的，二是“人是相互聯系”、社會性的。
小結一下，馬克思主義演變為西方最能與中國對話的部分，是出自這樣的經驗表述：“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且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這個原始的、樸素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失。”無可懷疑，對這段話聽起來最感到舒服的會是中國人！為什么? 因為此處提到的赫拉克利特，是屬于古希臘比西方現代更接近中國“一多不分”的世界觀。回歸赫拉克利特，等于是在深層向著中華天道萬物觀貼近。
三、從馬克思主義到《易經》的“辯證法”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異軍突起”，從“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它的中國化必然集中反映在辯證法智慧的中國化，因而也必然要歸宗于中華智慧源頭活水的《易經》。《易經》是“一多不分”天道萬物觀、相反相成/一陰一陽之謂道、通變互系智慧思維的開源之處。總結起來，這個深層次的中國化過程可分為四個步驟：
第一步：馬克思主義的翻譯首先是從德文、英文到日文；日文有大量漢字，很多著作是從日文譯為中文的。而馬克思主義一經譯為中文，已然發生轉入“一多不分”中國天道萬物觀的深刻變化；其原有西方形而上學語言的西方含義被屏蔽。如，蔡元培用古漢語翻譯“辯證法”，以“靜之于動也，有之于無也，蓋觸處無非矛盾者”等語，對待“contradictions”（純屬動作意義的沖突）。梁啟超解讀西方哲學，以古漢語“有”、“無”、“成”、“萬法”、“則”、“象”等，去對待西語“being”、“Not-being”、“becoming”、“the world of plurality and change”、“law or rule”、“form”等概念。所有這些西語概念，無一不喻意形而上學超絕本體論和一切皆為質相個體、互不聯系與二元對立。而轉為漢語后，此種喻意，皆被屏蔽。
第二步：譯為漢語后的馬克思哲學如仍不易理解，便用中國典故、成語、觀念表述，這樣，西方概念就都變成“一多不分”天道萬物觀范疇的內在聯系（或曰道）意象語匯。如，瞿秋白將辯證法解釋為正反相成、“互辯法唯物論”、正反相成、互變律、互動律、變易互動、矛盾性；許多概念，如規律（law）、動律（law of motion）、線索（clue）、原因（causality）、聯系（link）或關系（connection）、邏輯（logic）、影響（influence 或 impact），在原西語表述的是單向線性、二元對立因果邏輯，而現在漢語譯詞，皆是表述“一多不分”意義的類比聯想。
第三步：一場刻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和中國化運動（以毛澤東、艾思奇、李達、吳亮平、張如心、陳唯實、沈志遠等為主要推動者）。艾思奇申明：“中國自己的哲學中有著豐富的自然發生的辯證法唯物論的遺產。這表示中國自己也有著辯證法唯物論的傳統，也即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在中國本身就有著思想的根源。”陳唯實從中國古代哲學“探究辯證法的觀念”，像郭沫若及其他持同樣觀點學者那樣，他專門撰寫“中國古代哲學上的辯證法”；他對中國古代哲學遺產進行整理研究，高度評價《周易》、《老子》、《莊子》的辯證法，指出中國古代“對于辯證法已有相當的發現”。
第四步：毛澤東使馬克思主義完全融入中國傳統思想語境，大量使用古代典故；提出要與西方形而上學加以區別（包括調整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定律、對恩格斯提出質疑）。在孔子那里，他找到“辯證法因素”；并用“辯證唯物論”解釋墨子，提出墨子的“兩而無偏”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是指一種相對穩定的“質”。毛澤東在延安發起一次動員學者整理古代思想，尋找“辯證唯物論”活動。找出一大批“唯物論”、“辯證法”歷代思想家人物。這一中國化過程，顯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如何由于跟中國思想傳統的天然聯系，一旦進入漢語域境，即迥然歸于中華文化本土智慧。
四、馬克思主義話語承載的中華思想內涵
馬克思主義經過中國化，在中國土地的落戶形式，大量是對原傳統的再闡釋與改造；雖不免在表面有些反傳統印象，在深層卻沿襲、保留古今一脈的天道萬物自然宇宙觀；同時，深層的沿襲與保留，也換得在一套全新現代語言體系中的弘揚。在這方面，仍有大量細致分析嫠清工作，方能更清楚認識。
到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什么？在中國環境到底化了馬克思主義的什么？是怎么化了的？現代新話語是什么？它喻意的中華文化傳統根源是什么？可簡潔地說，它是轉換視域與話語語境，即由馬克思主義的西方視域轉換到徹底的中國視域中來；在這里，
1）就宇宙觀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轉為與之相近的一多不分中國自然宇宙觀；
2）方法論得之與中國傳統的契合機會——作為辯證論的科學方法與《易經》的“觀”、“遂感而通”（以及理學之格物致知）不謀而合；
3）在思維方式上：馬克思的探求內在聯系與“陰陽之道”、萬物變通，皆可歸入“辯證觀”范疇；“辯證”即是《易經》曰“通變”，即是在萬物表面的互不聯系狀態下，深入格物，發現其間的相系不分，即理，即道，即現在人嘴里說的“規律”；此外，“唯物”論于中國視域，在于將視點放在關系，放在內在聯系上；中國的“物”不是不變本質，而是作為過程與事件性的物，是變化的物，充滿內在聯系的物；
4）價值觀：中國謂“崇尚觀”；
a）“共產主義”有根深蒂固西方來源，但在中國是與《禮運篇》大同（各得其所）社會分不開的觀念；
b）“無產階級”、“勞動者”是與“弱勢”民眾、“民本觀”聯系的；
c）“階級道德”對立于西方舊道德與個人至上主義新道德，而在中國是與“得道”（即在人離不開關系、人與人需有合乎正道之關系）意義聯系在一起的。
“平等”是由人與人相系不分喻意而來，不是從“個人主義”喻意而來。以“中和”思想為例，它根本表述的是所求之正當關系應達到的狀態，仍是社會和諧和人人各得其所之狀的大同涵義。然而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語境，它是以“平等”喻意，是從“仁”引申的社會平等；同時“禮”也是“平等”，視為互相尊重與做好本份。有人說：“官，民，士平等為仁；人民安心做好本職工作，造導彈，掃大街無高低貴賤，又同時敬老愛幼為禮。”
馬克思主義從西方視域轉換到中國視域來，隨之，中國有了一套對馬克思主義闡釋的現代話語，而它喻意的是中華文化內涵。這樣地喻意傳統文化內涵的概念與話語，例子舉不勝舉，如：“為人民服務”離不開“民本”、“大道之行”的思想根源；“民本”可表達為“為大多數人的利益”、“無產階級利益”、“勞動大眾利益”，“一切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利益”；“非無產階級思想”常喻意“小人”趨利；“共產黨員”可延伸喻意“楷模”、“君子”，所以要《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做“共產黨人”是做“大好人”，要修養，要改造世界觀（乃至斗私批修）。好人、英雄不是一時一事變成的，而是平常修養、改造世界觀而來的；修養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是盡職敬業；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愚公移山等，是為人民服務所應有態度。共產黨員修養，不是兩耳不聞天下事、閉門只讀圣賢書，而是胸中時刻裝有天下，不忘現實政治；心中有政治即是有“治國、平天下”。修養不是個人的事，不只是“圣人”才做，百姓不必；是人人負責任，關心與參與監督政府，人人都不當小人；而只要不想當小人，任何人都需要修養，需要改造世界觀。改造世界觀最成功者，就是近乎中庸，“天地與我合一”，可與天地參，可干天下大事者。毛澤東在陜北說服人們聯蔣抗日時說：“國家國家，沒有國，就沒有家，如果不把中華民族的存亡作為第一大任，那我們就不配做炎黃子孫。”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也是中華思想文化。
不必討厭政治，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如儒家）的政治理念都不是壞事；只是脫離了這種理念根源的政治，才變為壞事，才變為西方自由主義“個人權力斗爭”（power struggle）意義的，才是討厭的。政治的政，就是正，就是做正事的人、組織、政府；政就是行公道。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政治”，為人民大眾利益制定政策和搞社會實踐，也是人民民主專政，還是“民本觀”，人民利益最大，為人民掌權，或為民做主，所謂“民主”。政治的“治”，就是治亂，治不正；或曰正道。什么是革命？是乾坤不正，大道不行，天下不公，需要扭轉，需要疾風暴雨，需要霹靂手段；中國歷史周期律性的政治腐敗引起起義、朝代更迭；馬克思主義講階級斗爭，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統治。政治大凡有兩種狀態，仁政、德政是奉天承運；揭竿而起是大亂達到大治，是替天行道。所謂“階級斗爭”，背后的中華文化根源意義，就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仁不義、以強欺弱、就是用錢和權力的壓迫；講階級斗爭，就是承認這種狀況，注意這種狀況，反對這種情況，反對違反天道的朝廷，是人民要活命；是換一個為民的新政權。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的革命政治，就是歷來傳統話語所說上面這種情況。
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簡潔理論概括，它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具體實踐相結合。今天進一步更深刻闡釋這個問題，要講深層視域，要講哲學方面的馬克思思想在中華哲學文化土壤的扎根、與中華傳統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的結合，以及以此為基礎才取得的在具體實踐層次的開花、結果。實際上，這是讓馬克思主義找到與中國現實政治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聯系，是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立場、觀點、方法解釋中國環境的具體問題；與此同時，也是用中華民族精神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理解馬克思主義。所謂“中國化”，是打通二者：話語上打通，思想上打通，具體實踐、政策與策略上打通。
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社會主義中國新文化
沒有比馬克思主義更能與中國思想文化契合的西方理論，沒有比它更成功地實現中國化的西方文化。“中國化”不言而喻，是化為中國的，先決條件是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同，不僅在社會操作、運用層次如此，而且整體范疇結構（就一多不分而言）是可以轉入中華傳統視域與語境的。
從比較中西哲學視域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最容易讓人陷入教條主義的原因是陷入其西方的語境不能自拔，誤導對馬克思主義的準確解讀。須清醒地提高意識的是，馬克思主義因其非是“一多二元“（或曰“走向一多不分”）的，致使它并非是人們流行理解的形而上學、單向線性二元對立“決定論”。
1．馬克思講“內在聯系”，不是講“規律”。如果甲和乙是內在關系，是說要判斷甲、乙，是以它們之間關系做依據的。相反，如果甲和乙是外在關系，對二者判斷，是根據它們各自的獨立性。在內在關系上，甲和乙是互相決定、互相必然和互相經驗的；二者不管誰起變化，對方也必然是個變化。西方語境的“規律”，是“外在性”、綁結的，不是“內在聯系”。在馬克思眼里的，是充滿關系的社會。它是活生生表述在《資本論》的；資本、勞動、價值、商品等等都是作為關系抓在手里的，是作為構成整體的必要因素抓住的。
2．馬克思不是科技決定論。馬克思被誤解持有“經濟永遠是前提和起決定性作用”的觀點；歷史在馬克思眼中被理解為是一條單行街。馬克思說過“生產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十分明確，在“內在聯系”境況上，馬克思不可能是“經濟決定主義”或者“技術決定主義”。馬克思說過：“伴隨手工作坊出現的是封建主的社會，伴隨蒸汽機出現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但是，馬克思的大量著作都批評：沒有比持這種觀點更糟糕的理論家。放棄單線因果關系，才是馬克思向中國提供在哲學上對話的地方。
3．馬克思的科學不是資本主義科技，而是辯證！馬克思是將“辯證”作為“科學”的同義詞運用的；所以生產才被看作是內部關系(辯證)過程。馬克思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或者國家模式，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國家合作形式相結合的，這種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產力。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質性關系，它確實是規定著生產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隸制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之間，資本主義合作本質則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4．只有資本主義才有“經濟”問題。馬克思強調，如果看不到資本主義條件的社會與政治同生產之間聯系，比起前資本主義的此種聯系是很不同的，將導致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二元對立問題的混亂。馬克思勾畫了前資本主義那些聯系，然而集中研究資本主義。他分析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說明，只有資本主義才有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對立問題。嚴格說，只有資本主義才有所謂“經濟”問題。只是由于此，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是分離的，是由它決定的。
從20世紀初，迄今整個中國現代，都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它包括中國共產黨發動與領導的革命時期，1949年后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時期和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自始至終都是進行時的實踐與探索。從比較中西哲學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現代中國思想史的主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以觀關系為中心的視野、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思想文化傳統來理解馬克思主義，恰恰由于與西方那種決定主義原因觀毫無干系而繞過了它，將馬克思主義嫁接到中國思想傳統的大樹，成為現代枝繁葉茂的社會主義中國新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轉化，而且是取得社會實踐歷史性成功的新轉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式，就是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形式，二者互系不分，相合則中國昌盛，相分則中國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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