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区二区久久人妻高清,野战好大好紧好爽快点,91无码91精品网站

跨文化講述：方法與途徑

2017-09-18 發布

7943 人瀏覽

跨文化傳播的策略與實踐今天對中國是具有重大政治歷史意義的問題。其意義在于：

1）中國在經濟、政治上處于上升趨勢，亦迫切要求文化地位崛起；如文化地位微弱，經濟與政治的崛起難以持久；

2）弄懂為什么中國在文化處境被動劣勢的人不多；如不懂原因是什么，不可能有跨文化傳播的正確策略與實踐；

3）意識何謂跨文化傳播正確策略與實踐的人不多；而對此有真正意識，與其說是方式方法問題；不如說更是對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都是兩眼一抹黑的問題。只有貫通中西文化之時，才會意識到何謂正確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實踐；

4）有效制定跨文化傳播策略與進行實踐，取決于對中西思想傳統恰當的比較視野和立于中西貫通的高度。如今具有此意識的人不多，因此首當其沖的是大力營造比較中西思想文化、加強中西貫通的意識環境、培養貫通中西人才的社會氛圍。就以上四方面詳盡闡述，本文將分八個小標題進行分析：

一、中西長期上演《三岔口》；

二、西方扮演中國的講述者；

三、文化紗幕至今障礙中西相互理解；

四、“四不像”認知的困惑；

五、甩掉鞋拔子，擺脫西方中心的話語；

六、走出廬山，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

七、翻譯淪為求其次，比較哲學才是中西互識必經之途；

八、為尋求和諧之道而識別差異。

本文的結論是：跨文化傳播的策略與實踐在于對方可聽得懂的傳播語言和方式；實施中西思想文化比較的語言和方式才是使對方聽得懂的傳播語言和方式；這套中西思想文化比較語言和方式，是圍繞對中西方傳統在宇宙論、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四大文化范疇的結構性差異進行識別基礎上建立的；各屬于中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不同結構的表達為：西方“一多二元”與中國“一多不分”（下文詳述）；在這兩個結構上的恰當比較研究為本文所說的“中西貫通”，如此才會懂得并制定出恰如其分的中西跨文化傳播策略及其有效實踐。

一、中西長期上演《三岔口》

中國應采取什么樣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和有效實踐？這是中國未來發展和命運無法回避的問題。它伴隨中國和西方長期上演《三岔口》糾結尷尬局面，變得越來越迫切。中國京劇《三岔口》比喻的情勢是，雙方都感覺到對方的存在，卻由于處在黑暗中互相看不見而只能茫然、懷疑、猜測地向對方摸行。這樣情勢的原因是，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基本存在一種難以意會、不易言傳的東西，它是二者各自宇宙觀、思維方式、人生觀乃至語言上的結構差別。它是在一般具體的語言情勢場合，人們不容易察覺的差別。確切些，它一方面是西方人心靈深處下意識處存在的一個超絕實體主宰的宇宙及由此養成的二元對立、單向單線思維結構，另一方面是中國人頭腦中道與萬物的自然宇宙及由此養成的通變互系性思維結構。這種情形為中西兩個思想傳統之間的結構差異，它導致方方面面的大量中西方互為暗處的問題，致使互相看不清對方，不斷上演《三岔口》。直到今天，中西方的接觸仍然停留在滿腹猜忌地向對方摸行接近之中。隱藏于雙方文化傳統暗處的結構性差異，一天不得到明察，雙方就一天處于彼此兩眼一抹黑的狀態。

中國演出《三岔口》表現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被動、不知所措，有明顯心理狀態上的一相情愿、剃頭挑子一頭熱，對西方判斷憑借的是錯覺、誤解。修正誤解、走出錯覺、心態正常、秉持平常心，就不被動了。這樣的主要標志是改變看待自己和西方的角度。被動是雙向的不恰當，一個是以中國思維方式看待西方概念和事物：西方什么都是好的；另一個是以西方概念標準衡量評判中國：什么都是不對頭的、不順眼的。一個人看不起自己，心理狀態不恰當，缺少起碼的自信自尊，能不被動嗎？有自信心，就不被動，就知道該如何行為舉止，就不再像法門寺的賈貴，連自己的手擱在哪兒都覺得不自在。所以，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被動，中國只能怪自己。一個人心態不正常，當然不知道怎么介紹自己。奈斯比特對中國的說法不錯；知己知彼之后，對自己充滿信心，就知道怎么欣賞自己，怎么宣傳自己了。一句話，就是通過中國看中國，自慚形穢不健康。

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中國被動，已不是具爭議的認識。但對為什么中國人會被動，探究、懂得的人很少。其實，對此理解甚少與中國為什么被動，恰恰是同一個問題；這就是不知己不知彼狀態，尤其是在比較文化角度上。人人都知道孫子兵法的話：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反之則百戰百殆。恐怕有的心態更有甚之，不知有戰或者根本是懼戰（思想上解除武裝）的，這樣不被動，反而是奇怪的！此外，不知己知彼之原本邏輯是不知彼導致不知己。“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走出去，達到知彼，再回頭看自己，才能知己。這就是跨文化比較的邏輯：做到知己知彼，知道西方文化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自己文化是怎么回事，非做到中西雙向理解不可！要做到這樣，則非進行中西跨文化比較研究不可；要這樣的比較，又非進行相互間的結構比較不可；要弄懂彼此間各是什么結構，又是非進行“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的比較不可。不這樣認識，頭腦就仍不清楚，認識就仍不到位，就會持續處于被動。

二、西方在扮演中國的講述者

其實，中國文化面對西方的陷入被動、長期失語，不自覺淪為文化孤島，已有300多年歷史；乃至今天中國在融入世界的之時，其文化精神依然未為世人所知。什么原因造成的這種狀態？中華文化精神如何才能被別人理解？應當采取怎樣的跨文化傳播策略與實踐？為什么說跨中西比較哲學研究是今天中國打開與西方思想文化對話之門的一把金鑰匙？西方一直在扮演中國的講述者；跨中西的比較哲學研究可徹底改變這個局面。

美國中西比較哲學家安樂哲指出，《牛津英語詞典》的“Chinese”(中文、中國人)一詞，其定義本身就是“inscrutable”( 難以捉摸、難以理解、神秘莫測、不可思議等)意思。情況是，一方面西方不懂中國；另一方面近代帝國主義造成中國在文化上沒有自己的聲音。

最先把中國思想文化介紹給西方的是歐洲傳教士；他們的目的是把西方的唯一上帝輸入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把中國思想傳統附會到歐洲宗教體系之上。歐洲版本的中國思想是一套中國的亞伯拉罕宗教。在以傳教士為先驅編纂的詞典中，“天”作為“Heaven,”“義”作為“righteousness,”“道”作為“the Way,”“禮”作為“ritual，”“孝”作為“filial piety,”“仁”作為“benevolence,”“理”作為“principle,”等等，統統變成了西方宗教或形而上學詞匯。西方將中國思想解釋為西方那個體系，但與西方比是在低一等的。西方東方主義視野的中國，是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滯不前的；這套話語詞匯帶有濃厚后殖民主義色彩。后來，中國人在近現代翻譯西方思想時開始將此套話語采用到中國的現代語言中來。中國思想文化以西方話語講述，明顯結果就是導致自己的被曲解，淪為西方施展話語權的對象。直到今天，人們想到西方書店尋找中國哲學書籍，在哲學類找不到，須到“東方宗教”類去找。按西方學術分類，中國思想不屬于“哲學”（philosophy）。大多西方大學哲學系沒有中國哲學課程設置；學習中國哲學須到“宗教系”（Religion）或“亞洲系”（Asian Studies）去。

三、文化紗幕至今障礙中西相互理解

中西比較哲學研究表明中西方哲學結構差異的重要；中西哲學結構差異就是中西之間相互隔絕的文化紗幕。本人參加過為數不少的文化問題國際學術會議；在這種場合，中西方學者真正實現在某一觀點和學術問題上對話的概率極低；絕大多數情形是中外國學者各說各話，互不相知對方所云。中國的人文學術，一般不可以翻譯為英文在西方發表。《易經》、《論語》、《道德經》及各種國學典籍、傳統民族精神，一旦翻譯為西方文字，不過是權宜之計求其次，因為西方文字并不具有準確翻譯中國思想的功能；“一多二元”的結構決定著它不能實現把中國介紹給西方的目的。中西的文化紗幕難以逾越；它是下意識的，無時不在卻看不見摸不著，天天在誤會、天天制造混沌狀態。文化紗幕也即西方的“一多二元”和中國的“一多不分”；對西方思想傳統來說，“一”是上帝概念，是超乎人類經驗的“一”；“多”是呈現為獨立個體而互不聯系的宇宙間一切物；“二元”指“一”與“多”（或神與人）之間單線、單向主宰和對立的關系；也指一切“個體”之間孤立與對立的關系。宇宙是由超絕的“一”對萬物外加的法所設定的秩序。

中國有自己的一套“一”和“多”的話語。“一”（“道”或“理”）為自然、社會萬物、人與人之間相通、互變、不分割的延續與互系。“道”或“一”不獨立于“多”，而是內在于其中；所謂“一、多不分”。因此，西方與中國要有一個彼此真正的理解，雙方都必須搞懂“一多二元”、“一多不分”兩個結構，并通過它們來看問題。西方搞不懂中國，因為它用西方話語講述中國，是把西方結構強加給了中國。中國的事物只要用西方話語去講述，就被扭曲，變得不順眼。而中國甘愿用西方的話語講述自己，就成了許嘉璐先生說的：跟著施特勞斯圓舞曲跳中國大秧歌；不倫不類！而一旦搞懂“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人們會發現什么？會發現許多歷來認為中英文對等的詞匯，都是風馬牛不相及！“民主”與“democracy”,“人權”與“human rights”,“自由”與“liberty”,“個人主義”與“individualism”等等，意義上都對不上號。英文這些詞匯都是以上帝為起因而派生出的意義；而在中文，卻與上帝都毫不相干！長期以來，西方用“rights”判定中國；中國用“人權”比附“rights”，雙方其實陷入的是個泥濘的沼澤誤區。

迄今為止，中西方基本上尚未認識到二者的大量誤會來自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這四大文化范疇的結構差異。它導致：但凡中西各自語境的理念，一經進入對方的語境，都變得如同陌路人一樣，不再與“家人”相認。西方講中國不是真正中國，中國學習西方不是真正西方，事情就是如此發生的！中國人閱讀西方人的中國問題學術時，發現大部分聽起來別別扭扭，甚至是“滿紙荒唐言”。從中西比較哲學高度，對哲學和社會科學界的這種現狀就看得明確，看得痛切；沒有這個角度，就無法意識到西方理念在中國已經變成陳詞濫調；中國現實已變成用西方人文社科理念附會和胡說的對象。對此許嘉璐先生還有個比喻：中國哲學今天的角色酷似賈府怡紅院的小丫頭。他甚至提出，我們得了食洋不化，傳統文化被戴上了鐐銬。今天該是甩掉這個鐐銬的時候了。

四、“四不像”認知的困惑

中國人搞不清楚中西隔絕文化沙幕的后果就是當今出現的歷史上最嚴重的搞不懂西方，也變得不懂自己的叢生現象。對此，“四不像”認知是個絕好寫照。“四不像”是一種非驢非馬非牛非羊的動物。現在比喻混亂邏輯的認知。這是一種自覺不自覺將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維邏輯，異想天開地重疊在一起的混雜認知。比如，把西方“human rights”作為漢語“人權”理解并加以論理，是將差別迥異的中、西人文思維邏輯重疊在一起的典型“四不象”認知。

上面提到四百多年前的歐洲對中國的傳教活動。為使中國人皈依上帝的目的，西方傳教士了解中國傳統認知和思想，將中國認知和思想附會到西方基督教的認知體系和話語框架之中，就是“四不像”認知；因此，中國當代“四不象”認知的歷史淵源理應追溯到這里。直到現在外語教學使用的漢語與西語詞典，此種情形比比皆是，大多中國傳統思想觀念在此種詞典里的西語注釋，都派生于西方上帝假設。安樂哲感嘆地說：漢英詞典簡直是災難！

近現代一度時髦的“西體中用”（或曰全盤西化）口號就是一種“四不像”認知；它是刻意采用西方思想，哪怕帶給中國的宇宙觀、思維方式、語言和價值體系的是混亂也在所不惜的認知。“中體西用”則是指中國傳統宇宙觀、思維方式、語言、價值體系不變；與之相和的西方思想可以在中國結構中運用，如不和則棄之不用。

“四不像”認知表現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以中國互系性（一多不分）誤解西方概念性二元對立思維，進入了一種“四不像”認知；二是以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打亂中國的互系性思維。二種情況通常是與交叉同時發生。當你因為中國原本沒有某一概念而強力推行這個理念的時候，你將西方二元思維強加于中國互系思維傳統，就處在“四不象”認知狀態了，這也是用西方二元對立打亂破壞中國的互系思維。比如，你越是推行人權、維權，越是推動人的二元對立的權利認知，越是在取消人不僅注重自己權利，更要設身處地尊重別人權利的互系認知。結果，越是這樣維權，“人權”問題就越多，社會問題就越復雜膠著。

將二元對立思維誤作為互系思維，或者以二元思維打亂互系思維，是今天我們身邊充斥的“四不象”社會知識形態。問題癥結是西方思維與中國思維的混雜重疊，造成無邏輯可循。“四不象”的意識世界充滿的是簡單、直線、單向思維，是以其替代現實世界復雜性，出現意識與現實的脫離，造成人與現實脫節與人的心理矛盾。“四不象”認知混亂局面還以“多元化”的面目出現。這是一種名為“多元化”實為“相克互傷”狀態。如果將邏輯疏通，“多元化”實際是各種話語體系的混雜狀態，皆趨于對實際與自己結構相和的彼此采用二元對立、勢不兩立的惡斗思維。

“四不象”認知將中國人置于簡單思維的泥潭之中，置于無休止的困惑之中。理解“四不象”、掙脫“四不象”怪圈、擺脫困惑，是中國人面對今天世界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認知、弄懂中國與西方兩個人文傳統的結構性差異，這樣才會意識到今天處在“四不象”的怪圈狀態和原因。中西比較人文思想闡釋學方法論可幫助我們在理論上對中國與西方思想邏輯重疊混雜狀態進行分解，讓西方概念回到西方本體系中去，回歸它原汁原味本意；也把中國的觀念放回到它自己傳統和歷史環境中，去重溫它原汁原味的本意；結束兩種人文傳統被武斷重疊的局面。

五、甩掉鞋拔子，擺脫西方中心的話語

用西方話語來講述中國思想文化，安樂哲生動地將它比喻為“鞋拔子”。他指出，要創造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機會，不能忽視人們是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國，用的是西方范疇和概念。有一個英文詞“shoehorn”，中文是“鞋拔子”，可用來比喻用鞋拔子把中國文化塞進西方的鞋子里去。西方鞋子就是西方范疇概念，比如，中國的“天”、“義”這些觀念是不能放進西方范疇的。它們被翻譯成“Heaven”和“righteousness”，就變成了圣經的詞，就以上帝存在作為前提了。這等于把中國“以人為本”的傳統變成西方“以神為本”的宗教。這樣中國文化變得扭曲、變得面目皆非，是不合理的。中國思想文化不應該把自己被塞入西方結構框架作為賦予自己意義的機會。

在西方講述框架中，中國精神帶著西方的枷鎖，但是意識到這種情形的人并不多。一百多年來中國人開始用西方概念和話語結構解釋、解構中華思想文化。哲學界大量使用象本體論、超越、普世主義、宇宙的西方概念討論中華人文思想。這意味著中西方一個多世紀的話語已存在問題，甚至就是錯的。《文史哲》雜志2009年5月2日至4日召開以“傳統與現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范式轉換”為題的中國哲學高端論壇，對一個多世紀中國哲學和社科學術界使用的話語體系進行探討，非常及時。真是讓人感慨，雙方在誤解、難堪的過程中走過了一百多年。這個狀況今天必須結束了。甩掉鞋拔子，擺脫西方中心的話語，安樂哲的比較哲學闡釋學今天在中國推介，正逢其時。

中國要打破西方話語結構，拒絕用西方話語講述自己，拒絕用給自己思想文化硬性強加一個西方結構。西方話語已經使中華文化傳統體系發生解構，已經七零八落、面目皆非。當下勢在必行的，要創建當代后現代新話語結構，即中西方兩大思想文化體系整體比較角度的話語。美國摩根州立大學卓安娜﹒科羅斯比教授說的：“為了理解一個自己意義的中國，我們必須讓西方去中心化”。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郭晨很感觸地說：我們深刻意識到中國與西方差異的根源以及由于不同思維方式與不同話語體系、中英文詞語不對等性等造成彼此的誤讀。只有在對結構差異性的關注下，通過中國解說中國，通過西方理解西方，跨文化傳播的有效溝通才會產生。

六、走出廬山，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

跨文化傳播的緊迫任務是兩方面;一方面，要達到對西方真正理解，另一方面，讓西方理解中國。怎么才算對西方真正了解？是在理解中西思想文化的結構差別和它具有的牽動全局的意義上，才是真正了解西方，才會意識到要以西方聽得懂的語言與方式進行跨文化傳播。在這個起點上，采用恰當話語對二者進行解釋，思考科學處理二者關系的方式和方法；科學地解決如何實現文明共處，創建和諧世界的途徑。

不從中西哲學比較角度思考問題，則鮮有人懂得跨文化的性質是什么，鮮有人懂得怎樣叫傳播和如何傳播別人才能理解，鮮有人懂得歷來我們跨文化傳播的策略與實踐問題出在哪里，困難來自何方，鮮有人懂得怎樣才是使別人對中國發生理解的傳播策略。現在清楚了，跨文化的性質是跨越文化體系，是跨越兩種不同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的結構。身在一個文化傳統的特定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上的結構之中，是無法跨越出去的；跨，在這里意味著對二者整體上具有的恰當把握、貫通中西能力；跨文化是能自如往返跨越其結構。這是一種可在二者之間做出結構性恰當比較的能力。傳播，這里意味著使別人聽懂、理解；而跨越文化、在其基本結構之間自如游弋的恰當比較才是讓別人聽懂的傳播。跨文化傳播如果是基于這樣理解，那么策略就再也不是諸如只重視語言翻譯那種過去的方式方法；過去的經驗和中西比較哲學闡釋論方法論都告訴我們，單純翻譯不是實現傳播目的的有效手段；能進行“一多不分”與“一多二元”中西思想文化結構差異比較闡釋才是奏效的策略與實踐。通俗地說則是：走出廬山，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

安樂哲主張中國問題需要用中國自己的觀念講述。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也提出用中國的思想講中國的故事。美國馬里蘭學院政治哲學教授羅思文則指出，從利瑪竇1590年代從事儒學研究時起，人們開始問的是儒學是否符合亞里士多德道德、基督教倫理學、康德倫理學、功利主義倫理學——都是用西方哲學概念打量儒學。但是今天要講“角色倫理學”；這是與西方各種思想相比的倫理學，是具有更大價值的哲學，而不是以西方倫理學高一等的。

作為跨文化傳播策略和實踐，我一直講授中西哲學比較視野下的政治學課程。對東盟外交官、歐美外交學學者、歐洲、美國和中國學生。我講過《通過中國理解中國》。我認為，如何一以貫之、提綱攜領地達到讓龐雜博大的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清晰理解和掌握？那就是以郝大維、安樂哲比較哲學的闡釋方法去認識和介紹中國文化基本結構：天地觀（宇宙觀）、互系通變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而不同與天人合一）和語言的結構；以西方“一多二元”和中國“一多不分”兩種結構為貫穿，在比較視野中講解一系列需要迫切回答的中國文化和政治問題，例如傳統價值觀、中國特點的科技思想、人文精神內涵與核心價值、儒學世界意義、翻譯與中國文化傳播形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儒學、如何讓中華文化講述自己、比較中國與西方政治思想、比較中美政府政治等等題目。學習中西比較哲學角度，目的在于運用它解釋現實社會與國際政治問題。讓西方人民理解中國，要用中西比較哲學方法，讓中華文化自己講述，向人們展示歷史和傳統中國思想在今天現實社會和政治生活之中的延續與挫折。

美國哈佛福特大學教授凱瑟琳?賴特指出，有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的闡釋域境，我們就可以達到對中國哲學典籍原汁原味的理解。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黃麗娜一次參加中西哲學比較課程之后指出,用中國意義話語解釋中國文化、恢復被西方哲學話語掩蓋的中國哲學生機和活力，使西方學者意識到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本所在。同時也使中國人意識到，目前中國哲學體系使用的很多像“主體”、“客體”、“自由”等概念本來和中國文化傳統沒有任何聯系，是生搬硬套西方哲學概念的具體表現。其實，人們并不了解這些話語背后西方人認識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這種情形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比較，重新審視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中國文化傳統目前正處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中。我們要萌生“走出廬山”的意識，深刻領悟西方文化，再返身自己，重新發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價值，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徹底擺脫西方化的話語影響。

七、翻譯淪為求其次，比較哲學才是中西互識必經之途

把握了中西哲學基本結構的比較闡釋論，我們意識到正確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和實踐也基于認識到，翻譯對于跨文化傳播的作用，已淪為求其次，比較哲學才是中西互識的必經之途。《論語》、《道德經》、《易經》等重要中國文化典籍已被翻譯成許多西語版本，翻譯本身已成為學問，至今所有這些版本仍然是西方人讀不懂和產生誤解的版本。這現象本身說明光靠翻譯，難以達到使中國讓另一種文化理解的目的。中國有很多造詣橫溢、美妙華章的詩文，翻譯到英文去之后如同白開水一般。

其實，哪怕是最普通日常生活用語，由于中西文化傳統各自語言的獨特結構，也很難找到同義對等的意義。比如“10”（英語“ten”）與“十”也不對等。“10”（英語“ten”）在西方文化背景人頭腦的潛意識中是十個單一個體的物品。每每問及美國同學如何表示10，他們都立即伸出十個手指或回答“十個蘋果”。中國人對表示“十”往往遲疑，甚至試探性回答：“十全十美？”潛意識中，中國人似乎更從事物與事物之間的互系性、不分性出發，將“十”作為一個整數字看待。同樣情況，“人民”對中國人，潛意識是作為整體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個人與個人之間有互系性、不分性，人多了自然作為整體的人理解。而英語“people”（譯為“人民”）則是很多很多個體，潛意識是單個人。這也說明，中國老師上課時問候語是“大家好！”；而如用英文表達，則必須要說“Hello，everyone!”即要強調問候的是“每個單個人好！”。

中文語言的含義如何能用翻譯轉到英文語言之中去？在將中國經典著作向西方語言翻譯的過程中，如果是字對字翻譯，是肯定找不到對應的字詞的。因此，從中西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和語言四個文化范疇的結構差異出發考慮，其實把中國典籍轉化為西方語言，讓西方人最有可能理解中文原意的方式，會讓人意識到，關鍵地做法是比較闡釋的語言和方式。要給予充分闡釋和注釋。闡釋和注釋甚至比翻譯本身更重要。我曾經作過安樂哲《論語》英譯本與其他英譯本的比較教學，我認為，安樂哲譯本更好一些的理由是他充分解釋了一些核心的哲學觀念詞語，并對中西兩種不同哲學體系的不同世界觀、思維方式集中作出介紹。作為核心術語，他對“禮”、“德”、“仁”等等在翻譯文本之前就對其進行介紹、解釋。之后，他在自己譯文當中選擇使用特殊選好的英文詞匯。比如“君子”一詞，英文對應詞他用了“exemplary person”。因為他在譯文之前已從比較哲學角度系統介紹了孔子思想特點和為什么選此英文字對應“君子”，在讀他的譯文時，就發現更容易讀懂而且更接近中文意思。所以我認為進行中文典籍的翻譯，闡釋與注釋必不可少甚至比譯文本身更重要。例如在正式譯文出現之前，在比較哲學角度上介紹其背景和整體特征，介紹文本中體現的中國宇宙觀，介紹每個核心術語的豐富意義簇和互系含義，同時交代你選擇好的在譯文中自己將要使用的英語對應術語。這樣，你就會有一個在整體上更接近漢語原版本的譯文版本，相對更接近地將中文版本的哲學含義轉入到英語語言之中。中西哲學比較基礎上形成的語言則會成為在兩種思想文化傳統之間達到較好互相傳達作用的新語言。

比較哲學是中西互識必經之途，理由是郝大維、安樂哲的比較哲學闡釋學方法論的獨到之處，即中西方哲學思想傳統之間的整體性比較【英語是“域境化”（contextualized）】。之所以獨到，在于它區別于以往的比較哲學，先找一個被討論概念在其本哲學傳統環境所具有的意義，再以從文化環境獲得的意義與另一方文化的一個相應概念進行比較。這樣比較更具嚴格準確性和提供可比性，并有廣闊的解讀性。郝、安的特殊貢獻是中西兩大思想傳統宏觀整體視角的比較方法論，它指出二者之間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價值觀、語言體系的結構差異性。這種方法使得中西方在社會生活、人文行為、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領域都可具有切實可比性。

八、為尋求和諧之道而識別差異

郝大維、安樂哲兩位中西比較哲學家的闡釋方法論改變了百余年來流行的以西方單方面的概念和話語對中國問題進行闡釋（所達效果是扭曲很多事情）和脫離中西方各自語境談論兩個傳統的所謂“相似”。它更關注的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差異，認為差異更值得注重。為什么差異更需要關注？可拿一只大象的腿和一只蚊子的腿相比做比喻；如果更關注相似性，人們會說這二者都是腿，二者都是走路用的。但是只有明白大象與蚊子之間有多大差別，才會知道各自的腿之間差別有多么大，才會意識到，只講二者都是腿、都是走路的，等于什么都沒有說，等于掩蓋了多么大的差別，等于帶來多大的誤導。蚊子和大象作為兩個生物體的差異，是整體的差異。只有搞清整體的差別，才能通過差別理解局部，才能意識到抽象的“類似”原來差異很大。郝大維、安樂哲的方法，就是讓人先看到中西文化傳統的整體差別，再來看原以為的“相似”，其實是如何體現整體性差異的。這樣才看得深、看得確切、看得明白。這樣的好處是最大限度在意識上減少和避免誤解。誤解是危險的，往往導致矛盾、甚至沖突。中西方要了解彼此的差異，看到差異的根源性、結構性，這樣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至少彼此對他方都能有積極的預測性，都會開發智慧，想辦法避免沖突，去尋找達到和諧局面的做法。

一位參加了安樂哲中西哲學比較學習班的山東企業家白興亮頗有感觸地說：“西方人的思維和東方人的思維差異是比較大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需要先從中國的思維方式上入手。如果中國人要把自己的傳統文化更好的傳播到西方去，也需要先了解西方人的思維；這樣有利于我們想出怎樣把中華文化向他們解釋的方法。”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留學博士生黃田園指出，我們中外學者互相了解的首先是對方的觀念是什么。雙方都有這種意識要求和感覺，這是大家共同的興趣所在。在討論過程中，互相探討的也是首先看清在根源性上、結構性上東西方的差異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尋求東西方是不是有共同點可以找到。哪怕沒有共同點，大家認識不能統一，但是畢竟我們都知道對方是怎么想的。”

九、跨文化傳播的策略與實踐

北京外國語大學、尼山圣源書院、北京四海孔子書院聯合舉辦了一期“比較哲學視野的國際中華文化師資班”。自2011年7月3日在尼山圣源書院開學，經過一個月集中緊張學習，7月30日圓滿結束，在北京國子監舉行結業典禮。此次學習班立意是培養從世界歷史和中西互識高度的中華文化師資，以中西比較哲學方法闡釋中華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尋求進行東西思想文化傳播的恰當有效方法與途徑。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真正跨中西方文化的傳播實踐，一次尋求中西文化雙向詮釋的傳播策略與實踐。在北京國子監彝倫堂舉行結業典禮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前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發來電話祝辭，充分肯定這種跨文化傳播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就，希望形成長期機制，鼓勵繼續辦下去。

在結業式上獲得證書的是來自美國、意大利等國十多所高校從事哲學、文化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學者，丹麥和美國高校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中國國內數家高校從事中國典籍研究的青年教師與在讀研究生。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博士生喬溪，作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外籍工作人員全程參與了中西比較哲學視野國際尼山中華文化師資班組織工作并聆聽了全部課程。他感慨地說，作為一名哲學專業的學生在北外東西方關系中心工作，這次感受的是人民的接觸。東西方關系不僅發生在教室內，而且發生在餐桌上，汽車上、爬山時、打籃球時——在中外學員一起參加的各種活動之中。我感受的是人民的來到一起、交流各種感受。這次尼山學習班的的確確是個創舉，我會用很長時間深刻考慮我在這里獲得的中西方哲學的真知灼見。這次也是一次人類互學互識的創舉、一次同住、同學的機會。將來如果再想起東西方關系，能想到的已不僅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經歷。我相信，這個月所獲得的，將不僅是對我們自己，也對我們的學生，學生的學生產生深遠影響。我也期待，我們在尼山的努力也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有益的影響。

美國圣地亞哥大學安﹒比茹賽羅教授指出，文化比較角度很重要。這次從不同的側面展示了如何真正去理解文化的差異和應有的多角度。這對我這個西方人幫助很大。我要牢記并盡一切努力將老師的教誨發揚、傳承下去！我要代表我在加利福尼亞的同學們感謝你們；我的學生們將會很快享受到這次尼山學習班的碩果。
?

上一篇：兩個“文明”的不同“民主”大故事

下一篇：從中西文化互鑒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