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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多二元”是在世界其主導作用的主流西方文明，而“一多不分”是具有中國特點的東方文明傳統。“后現代啟蒙運動”是向以中國文明為特點的人類文明轉型，新時代走向的人類新文明將是從“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轉變。在東方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過程中，中國應以“一多不分”話語講“一多不分”故事，建設讓世界聽懂的中國話語體系，克服“不對稱話語”帶來的“四不像”認知亂像，重視“中體西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經驗，從而推進五百年社會主義視野向前發展，最終創建“一多不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世界。

關鍵詞：一多二元，一多不分，后現代啟蒙運動，話語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世界

人類世界面臨一場“后現代啟蒙運動”。它是我們要說的新時代“人類新文明走向”。“一多二元”（也即“唯一真神絕對主義”與“單子個體主義”）是古希臘開啟延續至今、在世界起主導作用的主流西方文明；“一多不分”是自古以來中國特點的東方文明傳統。社會主義運動作為針對一多二元文明的異軍突起，也屬于一多不分文明。本論文是從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和政治哲學視角，關于新時代東方文化傳承與走向的幾點思考。

一、反對個人主義；個體不是最終的目的

應該不難理解，人類的問題在于各種“個體中心主義”作祟，造成人類的持續生存發展危機，將人類推向面臨生存危機的境地。正像人們分析說，這種“個人中心主義”背后是西方還原式思維范式；這種思維范式見樹不見林，它的擴展導致人類整體性撕裂，人類的精神意志碎片化。人類文明最終必須由東方哲學補益，否則永遠無解；與強調個人成就的任何夢都不同。中國夢的本質是家國夢，是人類命運共同夢。

在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視野看，“個體中心主義”源自西方古希臘“一多二元”思想傳統。它延伸至近現代，演變為一種極端“個體至上”本質絕對性原則（primacy of Individuality），貫之于西方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后，以美國“個人主義”、“自由民主”主流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為甚。這種意識形態的危害性來自它哲學邏輯的謬誤，也即通過中西比較哲學闡釋，人們發現的平白事實顯示，自然宇宙中本質絕對的“個體”是個虛構而已，到處泛濫的“個人主義”、“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所謂“獨立、自在、理性及與他人他物互不聯系的單子個體人”只是一種找不到任何事實證據的杜撰性演繹。在哲學深刻性上，中國傳統哲學揭示了顛簸不破的事實，也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子個體，而是生生關系（primacy of vital relationality）。個人本身，不是不變本質的，而是一種關系狀態呈現。脫離關系性，人作為個體，如果不是虛構假設，本是一個非存在而已。人是天地氤氳、陰陽之和之生物。沒有不是來自關系的個人，沒有不是作為關系過程狀態的人；一個人是一個生物過程，是一個敘事，是變動不已渾然而已關系體。人之所以為生物，就在于它活著，活的即是關系；人本身是一套活的關系，也是賴于與他人他物天地不可相分的特殊關系而活。人的本身活，同是與他人活，自己活與他人活，是同一過程，是不可相分的。這恰是中國哲學系統“和合生物”、“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合一”等等的“一多不分”語匯所表述的。在對比之下，“個人主義”、“個體中心主義”及由它而演申的、在同一虛構話語體系中有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等一套語匯，則清清楚楚是表述“一多二元”含義，即“我是唯一”、“我是絕對”、“我是終極”、“我是獨立”、“我即是我”、“我是至上”等等以“一己”與一切他物二元對立的極端妄念。是由于這樣的哲學邏輯謬誤，人類要持續生存發展，必須要反對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因為哲學邏輯告訴人們，“單子個體”人是不存在的，任何特殊的關系狀態個體，都是與他人他物人群社會天地宇宙相系不分的。人的本質不是個體，而是“關系”，所以事實不存在的個體，不可能在邏輯上成為目的性。關系才是本質，關系才是目的。獨立單子個體是不存在的，與它二元對立的嚴格性絕對同質性“整體”也是不存在的。中國哲學語境的“整體”恰是渾然一體性，是無邊界開放性，是不分、不二的相系性。

人性為惡，人為個體，沿此而下，“競爭”則是一多二元哲學虛構杜撰的天經地義信條。蠱惑私人財產神圣，“以明晰產權”為由，宣揚以個人主義攫取私人資本至上為合法的資本主義，給人與人一多不分、命運共同平白事實所帶來的，恰是破壞人與人關系，破壞人與自然關系，破壞人與萬物不分關系的恰當而和諧。它制造矛盾沖突乃至給人類及天地萬物生生不已狀態帶來毀滅性災難戰爭，其現代邏輯起點恰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闡發的人為一己幸福所做競爭的理論，是引發一個階級在人群之間發動階級戰爭的導火機制。人類共同命運的生存，個人主義恰是它帶來一切危害的根本源頭，它是一個哲學謬誤邏輯的源頭。所以反對個人主義，也就成為人類持續生存發展的必然應有之義。同時在這個邏輯上，順理成章的，是人要敢于向違背一多不分導致動亂和破壞人類共同體意志的一多二元極端行為說不。這里必然要講是，堅決糾正當今相當普遍流行的誤解——儒學不應當被解讀為不講斗爭，只講一團和氣。

二、以“一多不分”話語講“一多不分”中國故事，建設讓世界聽懂的中國話語體系

建構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是為了講好人類新文明走向坐標的中國夢體系建構及其實踐的大故事。它是人類歷史的“后現代啟蒙運動”，是向以中國文明為特點的人類文明轉型，是在中國推動及中國在世界推動更為波瀾壯闊的人類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這個中國大故事的國際話語體系，是較之迄今為止風行的“一多二元”西方文明話語體系另一種選擇的“一多不分”中國話語體系，它將結束以西方個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給世界“一多不分”文明傳統的那個“一多二元”異體性結構，結束對“一多不分”文化語義環境想法、說法、做法的粗暴扭曲、解構，被非理性化、非合法化局面。這是以東方“一多不分”話語講東方“一多不分”故事的國際話語建設，是讓世界聽懂的東方話語體系。

造成今天中國在對外講述中華文化、意愿、價值和行為方面艱于找到選擇恰當話語，原因是近代以來流行用西方概念標準評量中國文化的糟糕的不對稱詮釋，對中國思想傳統及社會事物按西方假設推定概念施以“理論化”；這相當于用“鞋拔子”，把中國思想文化硬塞進西方概念框架——讓中國文化傳統的腳，削足適履地穿西方的小鞋。語言的邊界即是一個世界的邊界。可以說，迄今西方用于對中國思想文化詞匯做出闡釋的西方術語，因為其語義不屬于漢語詞匯的一多不分自然宇宙觀而構成了理解中國文明世界的邊界障礙。因此，做中西文明之間的語言翻譯以達到交流目的，須首先意識，文字翻譯面對的是根本不同世界觀，必須于其間注重施以適當闡釋。中國語匯與西方概念的喻意內含相去甚遠，它是宇宙觀的差異，西方概念難以表述中國思想文化語匯的意義。

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已找到了中國可以充分講好自己故事的話語體系。它可概括為：闡釋為主要途徑，圍繞對中西傳統宇宙觀根本不同特點比照，通過對彼此語匯不同語義環境分析，精辟揭示西方概念及理論框架“一多二元”的語義環境，繼而對照揭示中國傳統宇宙觀“一多不分”特質的語義環境，達到以“一多不分”話語講述中國“一多不分”的故事。

“一多二元”的“一”是古希臘開啟傳統的上帝式唯一本源概念；“一”是主宰性的，設定并決定宇宙的秩序。“多”是一神上帝線性派生的無數獨立單子個體物；“二元”是指“一”與“多”、無數個體物之間的對立關系。中華自然天地觀的“一與多”是另外一回事。“一多不分”之“一”（“道”或“理”）表達自然天地宇宙萬物以及人與人之間不分不二、相通、互變、互系的渾然而“一”；“一”不是外在而是內在于“多”（萬物）之中。“一與多”為互含、不二與“不分”關系；因此稱“一多不分”。要讓西方以至世界聽得懂中國故事，須揭示一切中國正源故事皆是“一多不分”含義一以貫之的敘事。中國需要弄明白西方文化，讀懂它故事的“一多二元”語義。這樣才會有彼此的有效交流溝通，才能避免因為中西之間言辭的簡單附會而導致的誤解。中國的國際話語須是“一多二元”、“一多不分”中西兩個語義環境之間互鑒闡釋的語言體系，用它看問題、講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確立、得以建設。

“一多不分、一多二元”八個字，是簡潔精煉比較中西思想文化闡釋話語的框架結構。“一多不分”是所有中國故事文化內涵的根本內在結構，自然也是對它講述的話語體系。“一多不分”的中華文明敘事源自1）中華民族對天地自然宇宙萬物獲得的認識是“一多不分”；2）認知事物的方法是“一多不分”；3）作為思維的方式是“一多不分”；4）作為崇尚（當今常用“價值觀”一詞）是尊重一切事物的“一多不分”；5）承載著以上“一多不分”文化環境語義的，是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漢字語言也是“一多不分”結構的。“一多不分”是在與西方傳統哲學文化“一多二元”特質進行互鑒闡釋之中得來的，它可確鑿地說明：凡正源中國故事皆呈現為“一多不分”故事，以“一多不分”話語講述；特點突出的中國故事，一以貫之的紅線皆是“一多不分”含義，都自然是“一多不分”結構的敘事話語。

　　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洋溢“一多不分”文化的自覺、自信、自強。它采用的中西不同文化語義環境，結合著不同文化歷史對比，恰當準確地既向處于困惑的中國人自己，也向西方以至世界講述一番使人易懂且具可親感的中華文明、文化；同時對來自西方、帶有偏見與誤解的話語，可做到有理、有力、有節的分析闡釋，并能充分顧及不同受眾心理，因勢利導提高受眾的可接受能力。中國“一多不分”國際話語體系，是確切地“用中國思想講述中國故事”，是易于為西方以至世界所理解與接受新時代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成功的實踐有賴于：1）嫻熟掌握比較中西哲學語義環境的闡釋方法論；2）積極加快培養對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的骨干教師，克服人才瓶頸；3）堅持問題導向，對不少長期存在的困惑未決問題，須有計劃組織專題研究，給出科學準確、邏輯性強、有說服力的解釋；4）增強和維護話語體系的統一性、權威性，從創建和發展世界和諧的高度責任感出發，對特定問題需采用何種語句、什么敘述結構進行表達，組織專門研究，最終將權威結果廣泛推介；5）對媒體及社會各界對外話語表達方式加強教育、加以規范，提高西方以至世界對中國國際話語體系闡釋問題的易于理解水平。

比如，把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指控為“一黨專制”。而一旦揭示“黨”字在中國語義環境的“一多不分”喻意，即可對“一黨專制”說法構成有力的回應。因為“一黨專制”之說只是以“一多二元”語義的西方政黨（politicalparty）概念對中國“一多不分”“黨”的穿鑿附會。“政黨”的西方“一多二元”語義顯示“黨”（party）本質是個人主義的——個人主義邏輯則是來自“一神”存在的虛構假設。西方“政黨”概念的直接喻意有二：第一，一些單子個人為私利結成黨群；第二，攫取個人權力。它是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合法的概念，邏輯是個人為私利結成黨群具有“人文主義”合法性和“人權”的正當性。但在中國“一多不分”語義環境中卻是截然不同另一回事。在中國，只是從近現代才開始，“黨”之合法僅在于它必須為全體人民謀利益；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之合法性在于其人民性，恰恰表明反對以黨謀取私利。“黨”字寫法是“尚黑”，含貶義，印證深厚的“君子不黨”、以“結黨營私”為丑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合法性是自己的誓言與實踐證明了的，是歷史承認、人民接受的。很顯然，與“一多二元”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政黨”比照，共產黨是“一多不分”模范群體，它用鮮血生命的誓言與行動證明自己與全體人民、國家、民族命運緊緊相系、不可拆分，完全不是西方單子個人尋求私利性質的暫時利益性“party”。這就是中國故事的“一多不分”話語，它深刻揭示將中國共產黨領導附會為一多二元語義西方“一黨專制”的荒謬性。其實，西方“一多二元”語義環境的“自由”“民主”“人權”“憲政”“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無一不是在虛構假設“唯一真神”及其邏輯的“一己個體人為中心”至上杜撰的。幾乎所有此類詞語，都無不隱含西方“一多二元”文化環境的特定背景含義；如果人們不加分辨，胡亂附會，就會陷入一個自己不知情的謬誤。如果不知道改正，甚至還以此為時髦，稱之為“創新”，不僅荒唐而且十分有害。

能不能建設一個比較中西哲學闡釋的“一多不分”中國國際話語體系，關鍵是中國能不能擺脫恣意使用西方話語的不良習慣。需盡快讓更多人學習“一多不分”闡釋的話語能力，培養貫通中西的認知論、方法論人才，是今日迫在眉睫大戰略。中國需要制定長期計劃，用“一多不分”話語置換以西方“一多二元”為主導話語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研究與教學語言。

三、克服“不對稱話語”帶來的中國“四不像”認知亂像，重視“中體西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經驗

為什么今天中國講自己事情，講述自己的文化，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研究，找到了原因：問題就出在，從近現代開始，中國在很大程度的誤解西方；進而導致誤解中國自己；因為是按照西方框架和以西方概念話語講述中國，這是一種在中西之間作概念的簡單附會式解讀造成的，是話語出了問題！

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將中西簡單附會式話語稱為“不對稱文化”現象。對于百余年來中國發生“不對稱文化”導致的“不對稱話語”后果，“四不像”認知可說是對附會誤讀帶來教訓的絕好比喻。它比喻的是由它而貽害匪淺的當今中國人的困惑。“四不像”認知是指一種不自覺地將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維邏輯,異想天開重疊在一起的混雜認知。到處都有事例可信手拈來；例如將西語“human　rights”一概念作漢語“人權”理解，就是一個將差別迥異的中西人文思維邏輯“四不像”地附會為同一含義的認知。“human　rights”一概念背后隱含著外在超絕“唯一真神”主宰體與“個體至上”主義語義；而漢語“人權”是“一多不分”的“民本”語義，這與“唯一真神”、“單子個體”“語義”毫不相關。

“一多二元”的不對稱解讀中華文化導致了中國當代“四不像”的困惑認知，這個歷史淵源應可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西方對中國的傳教活動。經傳教士之手,凡西方人想知道中國人“天”的觀念,都必然地將它當成基督教構想的與上帝同在的“天堂”去理解。因此,中國“四不像”認知,首先來源于中國人文思想傳到西方的基督教化。

“四不像”認知表現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以中國互系性“一多不分”思維誤讀西方“一多二元”概念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將西方“human　rights”誤讀為中文意義“人權”,就是把中國“一多不分”林中看樹的結構混雜到西方“一多二元”思想結構去,進入一種“四不像”認知狀態。二是以西方的“一多二元”概念思維結構打亂中國的“一多不分”互系性思維。第二種情況一般與第一種情況同時發生，不同的是第二種更發生在當人們處于主觀臆斷,強行運用西方概念的理論之中。中國本沒有“人權”概念；它只是作為“human　rights”的翻譯才出現的現代漢語新詞。盡管你是用中國的“一多不分”互系思維來解讀西方“一多二元”思維,你也是在“四不像”認知中。當你因為中國本身沒有這一概念而強行在中國推行這個理念的時候,你同時又是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強加于中國的互系思維。這樣你就囿于“四不像”認知狀態,實際是在用西方“一多二元”結構打亂中國的“一多不分”語義思維。

　　“四不像”認知混亂局面的一個很大社會意識形態特征,就是多種話語的并行交叉混雜。中國共有三種主要話語體系纏繞掣肘，即馬克思主義、西方個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以儒家代表的傳統思想話語體系。這三種話語體系都不是單獨構成中國社會的主體思想意識形態體系,而是處在一種名為“多元化”實為“相克互傷”狀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正是“四不像”認知的嚴重性造成的空前未有思想意識困惑狀態；即任何丑惡思想和社會現象也有人夸，任何美好德性都被挨罵。

搞懂“四不像”，掙脫“四不像”怪圈，擺脫困惑，需在根本上克服“不對稱文化”現象，中國才能清朗面對今天世界根本問題。如何弄懂？如何擺脫？如何克服？要盡快放下簡單中西附會式話語，尋找、建設闡釋性的話語。這是只有通過認知、弄懂中國“一多不分”與西方“一多二元”兩個文化語義環境的結構性差異才能做到的。學習比較中西哲學闡釋學方法論,是對中國和西方思想意識現今重疊混雜狀態做的一個分解,讓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一多二元”的本體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本意；也叫中國現代附會西方的詞匯回到它“一多不分”的文化語義及歷史環境中，重溫它原汁原味本意。重新發現中國“一多不分”傳統的通變互系性思維,丟掉當今的“四不像”認知習慣,讓兩個人文傳統被胡亂武斷重疊的局面就此結束。這個局面扭轉的標志，是停止以西方為參照對中國做附會式話語的講述，扭轉以翻譯為唯一文化溝通手段的傳統做法，開拓“以翻譯、闡釋結合，闡釋為主，翻譯為輔”的將國學及文化較為原本地交流出去的新時代新途徑。

然而，中國在“四不像”認知歷史過程中其實有值得總結的經驗，這是張之洞當年提出的“中體西用”。可以說,凡是經過“中體西用”實踐的外國思想,在中國是成功的；否則就是失敗的。客觀說,成功的“中體西用”典型經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中體西用”的含義，用今天比較中西哲學闡釋語言說，是中國文化語義環境認知的宇宙觀、思維方式、認知觀、崇尚觀（價值取向）、語言結構，從古至今沒有發生變化；西方與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國人文結構中運用,不相和的則被棄之不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所以是典型“中體西用”經驗,因為它正是這樣一個過程并在實踐中獲得成功的結果。經過有清晰思想意識的中國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歷史性、人文認知結構性和辯證法,都在中國語境中與中國宇宙觀、思維方式、價值體系、語言話語互相構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文認知結構帶來混亂,反而加強了它。這使得中國人文認知結構在與西方認知結構碰撞的現代人類歷史之中,走向現代表述,成為中國傳統認知體系的現代繼承形式。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到處流行的“四不像”認知過程中成功經過了“中體西用”內化,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即是西方人文傳統中最具有與中國傳統認識結構相和的特點。這一相和性，在于在西方“一多二元”傳統思想中，它是一個異軍突起。這因為它是一種無神論；西方在一神論的前提構想基礎上建立的強大認知結構,在馬克思主義面前遭到根本削弱,再加上馬克思主義的變化運動宇宙觀和采用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絕主義意義的規律,而是事物的內在聯系；馬克思主義在根本上對西方認知結構的二元主義是一個本質性改變,從而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上與中國“一多不分”認知結構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四、人類須有第二次啟蒙，人類新文明將是從“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轉變

在一多二元文化語義環境中，“啟蒙運動”和“現代性”可歸結為“神性+個性”的文明，它將個體人追求私有幸福、私有財產的無止境積累視為“天經地義”。而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在“一多不分”語義闡釋環境，是要歸結到一條上：“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說白了，中國傳統的“天經地義”，是另外一種眼光；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天然、自然、當然、合理、恰當、適宜的相互延續不分關系。

人是“個體”還是“關系”？天地是個人主義的還是渾然一體的？是你輸我贏“有限游戲”還是命運共同“無限游戲”？人類要持續生存，就要有可持續生存環境，就要選擇經驗真實的而非依賴虛構假設，就必須糾正人類按照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和按照“有限游戲原則”做事犯下的錯誤，就必須要求改變宇宙認識、改變意識、改變價值、改變行為，從“單子個體為本”轉到“以生生關系為本”和“以渾然一體”為本，就要大力實行合作共贏的無限游戲。這就必然是“一多不分”，必然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經驗真實，就必不可少地啟用中華傳統文化“一多不分”天地觀、認知觀、思維方式、崇尚觀，這些就成為人類新文明、世界未來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啟蒙”是特有的西方哲學運動。“Modernity”（現代性）根本是指與資本主義崛起相伴隨而產生的社會關系。政治上，“現代性”的最早從馬基雅維利開始，建立與宗教傳統道德脫鉤的、作為爭奪與維持個人權力手段的“政治學”。作為表述“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現代性”的喻意是：1）人對世界的干預；2）工業生產、市場經濟的復雜社會經濟機制；3）公民契約國家與單子個體人“民主”。“現代性”核心含義是獲得從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統治）解放的世俗化。

“The Enlightenment”（啟蒙）和“Modernity”（現代性）是遠比特別是中國人的人們的想象復雜得多的概念，尤其是“啟蒙”發生“辯證”地走到自己反面的變化。“啟蒙”雖原本設定的意義是“思想進步，目標是將人類從恐懼從解放出來，將他們改變成主人”，但今天整個獲得啟蒙的“地球”卻呈現災難來臨的亂象。當代社會學批判理論將“理性化”揭示為比韋伯給予的還要更具負面意義概念；“理性化”過程，一種“為進步而進步”的過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如批判理論所說的，是反面的、給現代社會帶來失掉人性的力量。確定的是，“The Enlightenment”（啟蒙）、“Modernity”（現代性）和“civilization”（文明）無一不蘊含一個“一多二元”宇宙觀，即“一”作為唯一本體始源的超絕主義；“多”作為以“一”為始因的“果”的萬物“單子個體”，“一與多”、“多之間”都是二元對立關系，都是超絕性與個體性派生而來概念。在這個視域中，“啟蒙”、“現代性”和“文明”皆是由“一己主義”（individualism）一線貫穿的一套話語系統。“individualism”所基于的宇宙觀、認識論、思維方式、價值觀，就是預設推定而人類經驗所不存在的超絕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

暫且稱它為第一次啟蒙，復興了古希臘人文精神，但是走了極端，成了未竟事業，又返回保守。第一，它走了一個二元對立循壞，對神的否定變成了單子個體人文精神，但這個體人文精神，側重人的欲望和自私方面——即通俗所說“個人主義”，個人自私和為了一己利益成為人生與社會的終極目的。從一套絕對真理走向另一套絕對真理。第二，上帝并沒有被打倒，而是轉換了角色，成為為人類向自私和個人欲望服務與辯護的角色，成為極端自由主義必然邏輯。過去上帝判為“不正確”的人類行為，現在都判為“正確”（rights）,這就是翻譯為“權利”那個詞。第三，從追求智慧變成追求知識。結果，一己個人一旦掌握知識，它就作為力量，去征服、統治別人。也因此，由原本人的自然美學思維轉換成為單線因果思維。文藝復興以后，西方哲學就不再談論智慧。馬克思指出，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
      當今正呈現的新時代大轉變時期，將很可能是人類第二次啟蒙時代的開始。這再一次的啟蒙，一定帶有以東西方思想文化匯合為特征的。如果說伴隨歐洲文藝復興的第一次啟蒙初衷是打倒宗教迷信，恢復古希臘人文精神，下一次更大范疇全人類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和啟蒙，則是打倒科學迷信，讓人從科學主義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讓科學和技術只作為人掌握的工具，而不是人將它視為絕對原則的頂禮膜拜。科學要達到的是，無論是地球哪里的人都走到一起，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目的。這里需有一點解釋，第二次啟蒙的向科學主義、科學迷信、科學宗教挑戰，不是針對科學本身；而是向以科學作為手段的極端主義、科學主義騙人的偽客觀主義和反人類、反自然傾向抗爭。要提倡科學的人類主義，以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目的。也是說，把辯證法的科學作為世界觀，作為為人類服務的方法論。

人類新文明的第二啟蒙時代早已開始，并將延續成為今后一個相當長歷史階段。這個啟蒙包括西方后現代思潮，其中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和對傳統思想文化傳統的覺醒與復歸，也有對東方傳統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覺醒與認同。西方和東方都產生尋找歷史、重新審視傳統和恢復自己傳統中的優秀精神元素的意識。中華文明、文化與西方真正進行對話的機遇來臨了，它表現在：第一，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提出了挑戰；第二，文化批評家們對資本主義、民主以及技術的制度提出了質疑；第三，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有識之士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早期哲學家都是后現代主義者；第四，盡管中國與西方文化思想體系存在結構上的差異，但中國和西方學者們都在向對方摸進，以尋求對話的可能。

恰是在最根本哲學元素問題上，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生生不已”是“一多不分”，不是假設推定超絕主義與二元對立。超絕、本質的“individuality”該是一種西方取向的“同而不和”。正是“天人合一”這樣的整體性，而非從本體、個體假設出發，由于它是從人類經驗出發以一切相系不分為著眼點作為天地觀、認知論、思維方式、崇尚觀，是今天這個世界奇缺的。在這樣“一多二元”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引出的重重危機局面下，中華的“一多不分”文化與西方后現代文化相互照應結合，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類新文明未來世界文化重構的重要價值選擇。

 

 不同于“啟蒙運動”與“現代性”，深深根植于“一多不分”自然宇宙論，“人”不是單子個體，而是域境化、“心場”視域（林中看樹）、關系構成、處于過程中的“人”。從“心場”視域（focus/field）看,人是作為某個視點的聚焦對象，是它所處一切關系的時空（小從家庭，大到宇宙）。這與“一多二元”地將“人”視為“本質不變”、“絕對獨立”、“互無聯系”的“個體”，完全是另一個文化語義環境。在對一個視點“人”的聚焦過程中，場域包含此一視點的“人”正處于的所有關系。這樣，人類新文明將必然是一個從“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的轉型，也即未來東西方同舟共濟；東方萬物互系的人文精神將補正西方二元主義的人文精神。

五、推進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最終創建“一多不分”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諧世界

要在世界人類歷史文化與中國歷史文化的延續與交匯點上思考建構中國的未來去向。這一思考，離不開西方歷史文化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離不開世界性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五百年事業的歷史。我們要重新認識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要找回世界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的初心。怎樣去認識，怎樣去找回初心，就必須在哲學的統領層次去闡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都是一多二元，正如法蘭克福學派著名思想家阿多諾所言，辯證地走向自己的對立面。而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則曾是力圖從一多二元的思想文明擺脫出來的一多不分文明改向。中國看待今天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當想要堅定中國道路的時候，絲毫不應忽略的，必須得是搞清楚當今是處于哪一種哲學思考環境之中；而要搞清楚是在哪個哲學思考環境之中，必須得有能力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闡釋視野分析，它就必然被提到日程上來，也就必須對人類生活的兩種基本哲學傾向與實踐著力取向的了解，也即一種是“一多二元”，一種是“一多不分”。

可以說，與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反照印證，人類世界五百年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國近代以來數百年的斗爭、建設、發展歷史機遇與當今新時代的特征，都是在一條“一多不分”道路上，而且是中國與西方在“一多不分”哲學文化的對接、匯合。展望黨的十九大開啟的政經走向，瞭望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愿景，暢想人類新文明的走向，構筑中華大國崛起的建國百年中國夢的圖景，人們最不可將它置于忽略不計的地位，實是它們最富有新意偉大特征，是“一多不分”的哲學方向。所謂“人類新文明”必然是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的向前推進，必然是最終要創建一個“一多不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世界。西方專利的“啟蒙運動”與“現代性”文明的“一多二元”性勢頭的走向盡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于世界之林身居顯赫的政治、經濟地位，尤其十九大意味深長地確立習近平的黨的領袖地位，這等巨大歷史事件時間的交叉，讓人們首先從哲學高度想到的，只能表明，中國面前展現的是一條從所未有、更成熟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更清晰、更自覺的區別于“一多二元”的“一多不分”中華文明、文化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作為人類新文明，這條空前明確、具有濃厚“一多不分”哲學意義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最終是世界的。

在此新時代的起點，使得中國更對社會主義有成熟之感的所獲，莫過于人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更有切膚之感、情感至深的答案，那就是：“一多不分”作為基本哲學內涵，是社會主義的精髓，是它的魂。這也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人間現實，毛澤東思想，“為人民服務”的崇尚與信仰，這些都深深蘊含著同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一多二元”根本區別的“一多不分”基本哲學精髓與魂。離開這個精髓，就失去方向，人的意志、價值和行為就失去邏輯，人精神狀態就變得狂亂，人類則不成其為人類。這一點，是共產黨領導人民百年來前赴后繼革命、建國實踐錘煉而就，是刻骨銘心的感悟。這是中華國學正源與西學精華馬克思主義實現融會合一的現代呈現;只有它能凝聚中華民族的心，只有社會主義話語能表述當今中華民族的心。這個“一多不分”之魂，安身立命之本，它的生發與被感知的存在，是在于它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個人主義的自發自覺。原因很簡單，自由主義的絕對性，決定著它是偽命題。個人主義，是虛構，是假哲學、假理論、假邏輯。個人主義貽害無窮，它解構人的經驗理性，阻斷人實在經驗的交流，讓人失去現實鮮活的溝通語言。它總是包裹一層虛偽的外衣。它摧毀依存于人與人相系不分關系的靈魂，使人淪落為受制于一縷無依無托飄散的孤魂。

社會主義是“一多不分”真實世界的確切表達，是基于真哲學、真理論、確鑿邏輯，是名正言順的敘述，講人與人的命運相連，心與心相連，是人的靈魂所系、所依。人的生命與生活意義，不是產生于對單子個體的虛構;人的生命與生活意義，只在于接地氣，在于腳踏實地，只產生于人與人、人與天地萬物的相系不分以及對它的精心呵護。人的意義是在于人作為生生關系的形態，是在活生生的天地人相系不分中產生的。人對關系覺悟、認識并順其自然而行，才有心理的意義感知與滋味，才是生生不已的社會主義蘊意。人只有孤立(或曰獨立)感而沒有相系感，其心理感知只是枯燥無味或墮落，如同行尸走肉、生不如死。社會主義就是圍繞人與人、人與自然宇宙密不可分為哲學、理論、邏輯和敘述。

第二個三十年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就是輝煌的，卻也產生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嚴重腐敗。它倒逼人們反思，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似乎不能被視作“純經濟手段”，因為它與“一多二元”虛構哲學、個人主義權力政治盤根錯節地是同一條邏輯。對這一點，我們必須在思想深處是清醒的，市場經濟永遠不可作為我們的目的，只有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的。把市場利用到了不恰當程度，讓它滑溜到資本主義去，它就會來壓迫我們的社會主義目的，使我們偏離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一條邪路，則會葬送“一多不分”的社會主義和諧制度。這個必然邏輯，當今只有滿腹偏見的人才看不清。共產黨作為踐行社會主義事業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力量，一定要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一個手段，一個目的，有智慧的、明確的、不含糊的把握。對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把握得好，堪稱是藝術；把握不好，則是愚蠢的自殘。教訓是明明白白在人們眼前一直發生的。決不可將市場經濟當成不切實際的絕對真理。糊涂地將它視為“真理”、作為“規律”，甚至作為百年不變的教義。

社會主義是鼓勵我們將一切不符合實際的幻想、理念、偽哲學、偽理論、形而上學、虛構假設統統拋棄，讓思想實際起來，不是讓人活在美妙的肥皂泡或者空中樓閣中，而是要接地氣，要把虛構的單個人變成經驗中的人，互相聯系的人，以心連心，以同命運，作為對人與人的相系不分性的認識與承認，在行動上按照這一聯系性的邏輯做事，提倡大家做同舟共濟的人，同命相連的人，搞共贏事業的人，而不是零和游戲的賭徒，不是只求一己個人之富有、幸福，而是求共同富裕、共享幸福。人與人，本來是聯系的，是要簡單平白地將它承認下來的，不是用個人主義來否認它的。所以，“共產主義”——大同，就是從虛妄降落到實地，按照人與人互系，人心與人心相連的簡單樸素事實辦事，所以它的旗幟是“聯合起來”。“無產者聯合起來”，是人民大多數聯合起來，挑戰人為地把人虛構地分割成互不聯系、孤立個體的自由主義，挑戰為少數個體強者實行統治提供虛設的邏輯。“社會主義”就是“一多不分”，是建立在經驗的、事實的、人與人相聯系之上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是“一多二元”、建立在人與人相分割、相敵視、相傾軋之上的。新時代走向的人類新文明，是五百年社會主義事業的向前推進，最終創建一個一多不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世界，它必將是超越一多二元資本主義的。

六、研究、建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的中國思想形態話語

中國要研究、建設、完善、維護一套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意識形態話語，闡明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邏輯理由。這套意識形態話語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傳統思想文化內涵的民族意識形態，發揮中華優秀傳統一以貫之“一多不分”結構精神支柱的凝聚力作用，開辟新時代有利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新局面，維護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治久安。為實現這一目的，需成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國家意識形態研究委員會”。

進入21世紀，要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亟需建設、完善和維護一套符合我國思想文化意識，闡明我國社會主義性質道理的話語、以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為主體傳統思想文化為內涵的國家意識形態。它要動員以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崇尚與精神支柱的向心凝聚力量，服務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新局面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這其實也是實現中國以軟實力為內因的硬實力并舉、穩健壯大國家核心競爭能力和核心文化影響力。為此，建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國家意識形態研究”機構，高屋建瓴地總結、研究與設計中國國家意識形態，勢在必行。

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崛起，但以本身獨具特色文化的支撐力度不夠。進入21世紀，中國來到一個從自己本國出發及與世界格局需要，亟需建設一套適應歷史契機、具有豐富傳統思想內涵的國家意識形態。習近平同志作為總書記以來所多次發表的關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講話和指示，表達了黨中央加強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研究和傳播，重視和關注中華文明傳承與弘揚的具體路徑建設新戰略，造成中國開始總結、研究和設計一套具有強大支撐力量國家意識形態的客觀條件與大氣候。

世界各國高層及民間社會皆表現十分迫切，要對中國在21世紀新時代外交新模式的深刻文化理解與加強文化交流。尤其是人們從國際社會角度提出，世界更需要知道中國的精神智慧，要迫切了解：為什么中國會成功？中國改開三十年之中有六十年，六十年之中有300年，300年之中有數千年，其中一以貫之的內在延續是什么？中國總在“變臉”，“變臉”反映的是什么內在精神的不變？這個問題需要中國講清楚，變之中的不變這個東西是中國成功的秘訣。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而對它回答，必然是一套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道理服人的國家意識形態話語。

正在變化的世界文化秩序，需要中華優秀文化資源提供講述道理和話語。但由于缺乏強大凝聚力量的國家意識形態，中國社會思想長期存在一盤散沙現象，道德滑坡，離奇事件頻發，媒體逐利，冷漠社會責任，爆炒“雷人雷語”或怪現象，人心惶惶，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現象屢見不鮮。此外，社會問題頻發顯示缺乏信仰和思想意識問題嚴重，源自“是非混淆”、“價值誤導”。社會心理狀態處于普遍性人生困惑。主流媒介與知識界、教育界深陷其中，國家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深陷被嚴重攪擾之狀。

扭轉、改善這種局面，其實是一件偉大的社會文化靈魂重建工程。勢在必行的，必是通過比較中西方哲學和文化闡釋方法，在中華“一多不分”文化語義環境中找到自古形成的傳統世界觀、特質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體系和漢語語言作為文化載體的獨具特色，同時也必須找到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現代創新發展形式內在聯系。一套可行方法或途徑可稱作加強比較中西傳統文化精神語義環境與中華民族精神認同教育：一、認知：區別于西方本質的中華文化到底是什么，中華民族精神是什么？“道”與中國“辯證法”為核心的中國智慧是什么？中國傳統文化得以數千年延續至今的內在原因是什么？中國國家意識形態須以此為精髓，建立道理服人的講述話語。通過中西方結構的比較，達到中西文化互相理解；二、認識中西文化語義環境的基本特質差異，增強理解中華文化與智慧的能力，產生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促進全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改變社會精神意識一盤散沙，人心惶惶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