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黨的文獻》雜志社邀請我參加這個重要的會議；感謝給我這么一個機會與各位交流一些想法。我很興奮，因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一個重要場合。我希望能用我所學，為黨和國家做點自己認為可有點貢獻的事情。沒有別的，只有一點想法。
本人搞比較中西哲學研究，也是一名政治學、政治哲學工作者。今天就“推動黨的理論創新成果研究、傳播與話語權建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系列講話精神”的議題，我想講三點：第一，習總書記關于話語權建設問題的一系列論述，及以其作為此次會議主題，我以為極其重要；第二，我想說一些在高校教學以及對外交流中典型的我們喪失話語（也即習總書記說的挨罵的問題）例子或現象；在這些例子和現象上，我們可以用一種文化闡釋話語，給予回應并講好“中國故事”；第三，我想向黨中央建議，成立“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話語的國家意識形態研究委員會”專門機構，高屋建瓴總結、研究與設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儒學為主體傳統思想文化內涵的中國國家意識形態。需開拓“一多不分”方法，摒棄流行的“一多二元”方法，建設比較中西哲學視野的“講好中國故事”新話語體系，“用一多不分話語，講述中國一多不分故事”。
（一）習總書記關于話語建設問題一系列論述，我認為抓到了根本，意義極其重大。
中國應有什么樣話語，是帶根本性的問題，是反映和關系到對中國與世界今天與未來需有的恰當認識及應有的態度與戰略決策，是深刻現實性、歷史性的。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看問題，話語、詞匯、論理框架、語言結構，是作為宇宙論、認知觀、思維理路、價值取向、意志追求的載體的。話語不對，乃至失語，實際本質反映的是宇宙論、認知觀、思維理路、價值取向、意志追求的問題，是精神問題，是牽涉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是比經濟下滑還要重大嚴峻的問題。失語聯系著的，是思維是否恰當、正常，反映我們民族是否清醒地明白自己在一條什么路上走著，是不是走進岔道，自己還感覺良好；也提示我們，不能只憑感覺走路，感覺常有錯覺。“話語”是直接關系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大原則問題，是“我們腦子要特別清醒、眼睛要特別明亮、立場要特別堅定，絕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動搖”的問題。
習總書記提醒全黨：“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我們中“有些人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以為西方“普世價值”可以認同，一些政治話語可以借用，接受了不會有什么大損失，不能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習總書記還講：“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如果“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凡事得“符合西方標準，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最后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否則就是只有挨罵。這些話是振聾發聵的，如果誰還對這些話不以為然，恰是精神出問題的病癥。
在哲學上，失語反映的是失掉邏輯，是思維問題、靈魂問題、信仰問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是把不屬于自己的靈魂、信仰、精神，在失掉正常思維、失掉是非觀（習主席講的“是非疑”）狀態下，籠而統之進來，讓自己變味兒，甚至變質。比較哲學顯示，西方“普世價值”及其“政治話語”，構成哲學謬誤。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掩飾本身“終極”的邏輯，索要的效果是為少數個人經濟致富與攫取政治權力，編制合法敘述話語。看穿它，是要看清它“一多二元”結構：“一”是“超絕一神”；“多”是“單子個體人”。這是兩個實際不存在，卻是叫人去信仰的假設虛構前提。它有的敘述效果，只是靠巧言令色的“軟實力”技巧，支撐它的是虛偽的裝潢。這是著名思想家休謨早已一針見血揭穿的“虛偽”。對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政治話語”亦步亦趨，本質上是接受它的話語權力關系結構；接受了它，就已然將自己放在低人一等、接受被指責呵斥的卑下地位。挨罵而不回應，是任憑它用“一多二元”話語解構你，誤讀你，歪曲你，貶低你，致使你完全失語，失去合法性，甘心聽命它的指揮棒，做它的附庸——失去應有尊嚴。這種情況根本談不上當今人們整天癡迷的“自由”，反而顯得似乎已走火入魔。可憐的是，已是在他人案板上隨時可遭宰割的地位，卻活活表現為一個魯迅先生刻畫的“阿Q”。這曾是我們剛剛翻過去歷史那一頁的情景，中華民族曾經的讓人噤若寒蟬的情景。
（二）我注意到，高校教育和對外交流中，由于不知彼而不知己，長期在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自由主義話語面前，出現大量失語被動的狀況，令人痛心疾首。
如“人權”“human rights”在西方“一多二元”語義的環境，是將人視為單子個體及以人的私欲為正當的含義；其要害點有二：1）“一神”賦予個人追求私利的正當，因而“human rights”（“人權”）具有神圣絕對正確性；2）它是賦予單子個人的，總是一己的向外索求“權利”（不錯性）。它明顯與中國環境的推己及人圍繞關系、與義務不可分的權利，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如果明白“人權”的“一多二元”內涵，中國在這人權問題上，本不該是被動的。
還如中國社會的堅持共產黨領導，很流行被攻擊為“一黨專制”。其實如果講出“黨”字含義在中國語義環境的“一多不分”故事，即可構成對“一黨專制”說法的有力駁斥。因為它是拿“一多二元”政黨（political party）穿鑿附會中國“一多不分”的“黨”。“政黨”在西方是個人主義性質，個人主義的邏輯來自“一神”存在的虛構假設。“political party”（政黨）直接喻意：1）一些單子個人為私利結成群；2）攫取權力。這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即是：個人為私利結成黨具有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合法性、“人權”（正當）性。但在中國環境和傳統恰是相反的另一回事；共產黨以致其他黨派合法性，是在于人民性，恰是反對為私利的黨或政治。“黨”字寫法是“尚黑”，含貶義，印證了深厚的“君子不黨”、反對“結黨營私”的治國理政文化傳統。“political party”譯為“政黨”，近代從西方傳入，但在中國環境完全變成相反意義——在中國結黨，你必須誓言為全體人民謀利益并實際這樣去做，才具合法性。中國共產黨合法性是以自己誓言與實踐證明，被歷史承認，被人民接受。很鮮明，與“一多二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政黨”比，共產黨是“一多不分”的模范群體，她的誓言與行為都表明與全體人民、國家、民族的命運相系不分，完全不是單子個人尋求私利性質的烏合之眾。“一黨專制”在西方個人主義語義環境，是指一個人出于本性之惡而在權力大之時，針對其他單子個人“人權”構成威脅或侵害，這是不可取的。但將它穿鑿附會到中國環境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治，是荒誕、粗暴的，是明顯暗藏玄機的。另外，做中國共產黨黨員與做美國共和黨或民主黨黨員，完全也是風馬牛不相及兩個概念，一個是填個表而已，另一個則是必須通過復雜的考驗過程。更有，共產黨與八個民主黨派是歷史的并肩戰斗戰友，是同舟共濟而不是西方概念各為一己私利的政治競爭關系。中國黨的“一多不分”故事，駁斥“一黨專制”個人主義的概念在中國不對稱附會敘事的荒謬，建立了自已敘述自己的話語。
還如，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及中國傳統哲學不是對立，而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就因為二者是由“一多不分”貫通，在宇宙觀、認知觀、思想方法、崇尚與追求乃至語言話語上，是同一個“一多不分”的核心。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如何看待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它們一以貫之，都是“一多不分”話語，都講同一個“一多不分”故事——將人視為命運相連的，將社會視為命運共同體的，因為人生活的現實世界，是平白得不用論證的人與人相系不分，而不是虛構的單子個體的。它的不用證明就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就是社會主義的促進人與人協作關系的本質；激勵人與人協作，解決人類與自然協同關系，利于人類長期生存發展，是唯有社會主義才有的優越性。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社會主義典章制度治理（而不是“一多二元”資本主義依法治國），本來就是“一多不分”宇宙觀、認知觀、思維理路、信仰追求于中華文化及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特有話語結構。當然，這種堅定的“一多不分”故事，不可避免包含與“一多二元”破壞作用做斗爭，是其故事的應有之義。
還如，西方“法治”說辭用到中國來穿鑿附會，制造“黨大還是法大”的意識形態混亂。在這種狀況我們的被動，還是來自不了解西方“法治”/“人治”二元對立，還有“憲政”、“普世價值”、“依法治國”等等說辭背后特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自由主義“一多二元”的故事；這個“法”（law）是外在一神設下的法，向契約延伸的法；這個語義環境的“一神”、“契約”、“法”等概念，全是假設虛構的“真實”，是不靠譜的，因為它們不是現實存在的。人治（rule of man）是不行的，是因為人性生就的缺陷；法治是好的，理由在它是“神治”（法是人設下，神為真善美）；“憲政”即“憲法之政治（權力爭斗）”，也是契約之政治(權力爭斗)；“依法治國”就是“神法公正之政治（權力斗爭）”。另外還有“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它被譯為漢語“民主”，卻與人民當家作主毫不相干，因為只是個人角逐的一個程序機制（如《紙牌屋》所表現）。這些都是“普世價值”（或“普世原則”），但不是中國人理解的在“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含義上的“民主是好東西”，還是因為它虛構假設的“一神”在起作用，它的東西必須是對一切的，毫無任何的例外。這一大套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的要害，就在它整個是一個與中國環境及傳統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多二元”故事，一個超絕神的故事，一個單子個體人的敘事，一個虛構假設故事，形而上學故事，對人類生活現實只是誤導與實際制造二元對立狀況的故事。其所有概念——法治、人權、民主、上帝、人性惡、自然狀態、契約等等，乃至整個一套故事敘述，統統只是虛構假設；“迪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是承認“上帝存在”、“人性惡”、“自然狀態”和“契約”，至少這四個虛構前提之下，才成立的一個虛構概想。
而中國語義環境的“民主”二字，在根本語義上與“democracy”毫無關系，而是意義來自“民本”，是實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含義，它是由“民本”延伸而來，是基于“一多不分”，也即根據人與人相系不分、人與人的命運共同與相通，別人好與自己好是不可分的關系的認識。不難想象，如果我們至今還把“一多二元”故事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去穿鑿附會為“一多不分”“民主”，熱衷在中國搞什么西方式“依法治國”，什么“兩黨競爭”，什么“三權鼎立”，什么“憲政”，什么一人一票“選舉”，這是在認識上犯的非常荒唐錯誤。
中國不是西方那種單子個人至上、上帝超絕至上的“一多二元”語義環境，沒有“法與黨”二元對立權力爭斗制度，而有的是完全以歷史和實踐經驗確認的真正“立黨為公”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為合法。“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今天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立的這個東方大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中國一切。正像習總書記所說，“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這還是說，中國是一個“一多不分”魂魄的中國，發生被“一多二元”的邏輯搞亂，中國共產黨是“一多不分”的，是具有全社會、全體人民共同命運思想的，為人民服務的，所以她實行對中國的領導是中國的幸運。是她避免了中國走向更壞的一多二元（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大眾）災難的局面。事實是直白、毫不裝點的，沒有共產黨，在中國談論法的問題，那是什么法？只能是“一多二元”話語壓迫人民的法！中國的法，決不能是什么“一多二元”法，而只能是“一多不分”人民民主的法。我們絕不能有任何糊涂和疑惑，所謂“法大還是黨大”的暗藏玄機，是要取消歷史實踐證明的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共識上建立的領導地位合法性。敵人制造這個話語是別有用心的，我們鸚鵡學舌則是愚蠢至極的。
還有“市場經濟”，也是西方“一多二元”話語。但是我們不能忘了，在中國使用的這一“詞匯”前面，有“社會主義”的定語。這與“民主”提法一樣，我們不可抽象使用它，因為非社會主義“民主”可以趁機“魚目混珠”。我們不能忘記它前面的“社會主義”或者“人民”的定語。把“社會主義”定語撇開的“市場經濟”不是我們所要的“市場經濟”，在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路子。我們需要關注，不少經濟理論人士的研究與宣傳市場經濟，是片面甚至是錯誤的，他們實際上充當新自由主義的免費傳聲筒和義務宣傳員。
我們不能一方面苦悶于找不到講清自己的話語，另一方面仍在源源不斷引進、穿鑿附會尚未搞懂的“新詞匯”。一味引進西方“一多二元”話語，等于自己解構自己話語，等于自已放棄自己話語，等于自我殖民；大家如果記得，1988年的《河殤》是典型自我殖民現象。我向黨中央建議，中國需要堅持“一多不分”方法，摒棄流行的“一多二元”方法。
研判我們今天的話語缺失，無非是把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古代與現代傳統“一多不分”的哲學，“一多不分”追求，“一多不分”想法、說法和做法，統統裝進“一多二元”概念和理論框架話語中對待，引起意識混亂，使我們失掉自己原本思維理路，導致思想迷茫，陷入失語狀態。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對西方話語背后的文化喻意不了解。“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以一己單子個人私利，作為“一神”賦予權利，是一個個體人乃至社會的終極目的——除了為我一己之私，我誰也不為，我跟誰也沒關系——一種極端個人私利主義。中國很多人不了解，大家熟知的“現代性”（modernity）的概念，包藏的正是這個極端個人主義玄機。對西方話語的整體認知與把握，就是以“一多二元”一以貫之的特殊語義的宇宙論、認知觀、思維理路、價值追求和語言結構，是今天泛濫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及自由主義的敘事。與之相對，我們講的所有中國故事，都是講“一多不分”，隨之而產生的恰當有效話語，才是西方文化背景人們易懂的，因為是與他們熟知的“一多二元”互鑒而來的，是直觀、言簡意賅的。
歸根結底于哲學的意義，所有中國講的“一多不分”故事，是講人與人、人與物、家國，社會、天地、宇宙、萬物理所當然的相系不分。無論中國傳統思想話語——仁義禮智信、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民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等，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話語——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馬克思主義真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集體主義等等，都無不是以尊崇、追求天理正道、社會人群階層的平等對待關系為重；任何階級和社會的剝削與壓迫行為都不合天理正道，是傷天害理，是制造混亂、引發災難，需要匡正。“一多不分”的精義是：現實世界一切都是相互的、關系的；所謂單子個體、超絕一神是虛構的。沒有神仙皇帝，全靠同命運的人類自己。所以，能不能建設一個中國話語體系，關鍵是能不能擺脫恣意使用西方不對稱敘述話語的不良習慣，是能不能把中國事務和問題，講出它的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多二元”相形對照的中國自己“一多不分”文化語義環境，是能不能講一個“一多不分”宇宙觀、認知觀、思維理路、人生觀及崇尚追求的故事來。凡是中國故事，凡講得好的中國故事，無論屬于那種層次和內容的故事，都須是用“一多不分”話語講述“一多不分”故事。
相對于“一多二元”話語的故事，“一多不分”不是別的，就是沒有那個超絕一神，沒有單子個體的人；而是一切都是相系不分，人與人是命運相連共同體，一個人無非是一個關系樣態。只要是活在現實，人與人就互相牽連不分，就只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才是最正當生活態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最基本生存生活的方法。這樣的推己及人，是基于人、家、國、天地、宇宙、萬物的“一多不分”是一個根本事實，是無法違反的。一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虛構話語，都違反這一基本事實。
為盡快讓更多人學會“一多不分”的話語能力，大力推動貫通中西學識教育，培養貫通中西認知論、方法論的年輕人才，已是今日迫在眉睫的大戰略舉措。中國需要啟動自近代以來現代話語的厘清梳理工作，制定長期計劃，置換現有運行的以西方“一多二元”為主導話語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研究與教學語言。
我建議黨中央成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國家意識形態研究委員會”，勢在必行地去研究、建立、完善和維護一套符合我國社會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話語，闡明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理性邏輯；它是一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地位及以儒學為主體傳統思想文化為內涵的國家意識形態，作為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崇尚與精神支柱的向心凝聚軸心力，開辟有利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歷史新局面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這同時也是實現我國軟實力與硬實力并舉、穩健把握我國核心競爭能力和核心文化影響力。
迄今“一多不分”與“一多二元”在中國意識形態中的雜用與混亂，伴隨對中國與世界的敘述，給我國帶來的被動，現在是必須扭轉的時候了；這樣做，是為看清眼前的路，明確要去的方向。“一多二元”是西方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主導話語，它的要害是對“人”概念的虛構，基于它，又派生一系列虛構概想，以建構各種聽來美妙的話語以及名不副實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設計與運作，迄今已明顯暴露是一條將人類引向生存危機乃至萬劫不復的路。而“一多不分”的路，是一條“以道為本”，以人類共同命運為本，以互相關系為本，以共生共贏為本的路，是人類走出不歸之路的必然選擇之路。
馬克思主義是用革命理論、唯物辯證法、階級學說、社會現實的經濟政治、科學社會主義、唯物歷史觀的批判話語，分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經濟與政治及其社會組織。而用比較中西哲學文化闡釋方法，用“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中西兩大語義環境互鑒闡釋話語，分別講清西方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故事和中國環境、中國傳統的故事，這是屬于高端哲學、層次徹底分析，是對馬克思主義話語的輔助、強化與補充，其實也是一以貫之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講述中國故事過程中，它今天應當更是哲學性顯示的，與馬克思主義話語“一多不分”地結合構成的更深刻、更強大的話語。當今世界同馬克思時代相比并無根本改變，私有資本主義問題，社會與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武器及其指導地位必須堅持。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地位前提的加強中西比較哲學闡釋話語訓練，更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在扎實理路基礎上的顛撲不破真理性，更能建立信心，推進我們為之而奮斗的偉大理想事業，讓中華民族“一多不分”地與世界人類一起，同命運、共呼吸，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現代性、“市場經濟”等一系列的一多二元詞語，在哲學、比較哲學根上，是一個超級謬誤。如果我們還不意識，還不清理以這些詞匯構成我們今天的話語，甚至還熱衷它所謂的“普世價值”，我們也是在謬誤之中，我們不趕快自拔，是一種自殺，誰也幫不了。現在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動向，不少人在熱衷、企圖做儒學與新自由主義相結合的“學術”，是不光失語，更是明顯失去邏輯荒唐事。無需多言，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及新自由主義話語目前在中國空前盛行，馬克思主義與回歸傳統思潮雖有，卻不能呈現為強力話語；三種思想潮流激蕩構成一種邏輯混亂不已局面。新自由主義處心積慮要搬倒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回歸傳統思潮不是也發出“以儒代馬”雜音。此時建設一個“一多不分”故事、講通道理的“一多不分”話語體系，更顯為一優選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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